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部负责调整整个平台经济及其相关与义务，规范和责任的法律法规，或者说，全世界也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
这个领域太前卫，由于互联网本身诞生时日有限，平台经济一直在发展之中，甚至它最终是个什么样子都未见全貌。
然而，尽管立法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稍嫌滞后，但国家层面对平台经济的立场在近期却得到了明确。和马云一样，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行事也一向天马行空，不拘形式，常有奇句。双十一前夕，在社交发文，谈了一下“二选一”问题，可能是因为时间点比较，也可能是因为地位比较特殊，加之乍看之下言辞颇为犀利，立刻招来热议无数。
微头条全文共分三段话，前两段并无深意，事涉中国电商江湖的一段江湖恩怨，由“二选一”问题惹出的一段旧官司，这段官司阿里已经打了两年，时日迁延，甚至打到了高法，目前只等宣判。
有意思的是第三段话，这段话由于正面谈了对所谓“二选一”的理解，一句“二选一本来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是良币劣币”，为招黑无数，认为“阿里终于承认做过二选一”，“公然为二选一洗白”，甚至被认为先天不正确，反而使人忽略了余下话语的本意。
那么在当下时刻，所说的“二选一本来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句话，如果抛却江湖恩怨的干扰，从纯商业和互联网的角度看，到底想说什么？他的话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逻辑上？
所谓抛却江湖恩怨，是指先不必因这句话就假定已“承认“二选一。它是有前后语境的，语境就是江湖恩怨，包括所说“炒作和”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影响到对真正问题的探讨，而只关心局部纠葛。
所说“二选一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种语境，他其实是在事先声明阿里自始至终不承认存在二选一。客观讲，官司还在审理之中，也不可能在此时承认“二选一”，所谓“二选一本来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句话，他要表达的应该是“彼之二选一，非我之二选一”。一切都源于对平台经济运营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对“二选一”定义的不同理解，这最后只能交到法律层面评判。综合所有语境，说的“二选一”（此处有引号），其实指的既是平台和商家的互选，也是商家对不同平台的取舍，还有消费者选择去何处购物的选择权。
说到底，就是商户在公平基础上的用脚投票，基于你情我愿，基于互约，在的表述里，“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如果把的核心意思按经济学流派划分的话，或许可以归到新奥地利学派，更多的关注市场选择，也就是所说“最朴素的商业规则”。平台到底有没有和商家品牌签署优先合作协议？
认为平台当然有。平台与商家都是具有意志的市场主体，平台为组织类似双11这样的大促活动，为了最大程度拉拢好消费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成本，包括流量和补贴，给到商家，作为对等交易，商家自然也愿意倾其资源，拿出爆款的商品和诱人的价格来积极互动。在平台看来，这样双向的协议，当然并不是对商家不利，更不是。协议是要求商家拿出最优最新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但同时也要求了平台在此期间要赋予商家的资源、和投入。
这事实上更对平台形成了约束，相应也是对商家利益的保障。又由于平台和商家的共同利益是在大促中最大限度的服务好消费者，所以认为，那些无法提供优质资源和商品服务的自然是“劣币”，那些倾力以付的平台或商家则是“良币”，所以优先协议的最终结果是指向“良币劣币”。
总之，认为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和对等交易。就像同为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信徒，铅笔社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对婚姻的描述，婚姻就好比一起办企业，双方都投入资源，同时要求对彼此专注......
那是因为这样的婚姻不是发生在“传统社会”中，而是发生在平台经济时代，阿里巴巴不但是一个企业，而且还是一个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与其合作伙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互联网平台是否具有垄断能力？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会令市场效率，任弼时简历令消费者损失利益？这些都常前沿的课题，大家认识不一。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部负责调整整个平台经济及其相关与义务，规范和责任的法律法规，或者说，全世界也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这个领域太前卫，由于互联网本身诞生时日有限，平台经济一直在发展之中，甚至它最终是个什么样子都未见全貌，相关法律法规还来不及出台。
但在整个互联网上，类似所谈的争议事件却层出不穷，比如腾讯有没有在微信生态里屏蔽各种电商链接，在微信看来，这可能是确保用户体验的一种合理方式，但有声音就认为是垄断；比如，某个平台强制要求用户只能购买自身平台的服务或产品（比如苹果的数据线和操作系统），这看起来是了其他产品的被选择权，但在平台看来，确实只有自己研发的产品才能在自己平台上发挥出最佳效果，而事实又确实如此......这些问题到底孰是孰非呢？
这些也都是前沿话题。与传统领域不同的是，平台具有“二重性”，它是一个企业，但其业务却不是销售产品，而是经营市场。按经济学家陈永伟的观察（原文见《经济观察报》），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市场是分割的，它将会要素的有效配置，而这种资源的“错配”将会造成效率的损失。而如果市场是统一、整合的，那么资源的流动就会造成更有效率的配置结果。
这个故事可以用平台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一遍：如果所有用户都只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易，那么它所产生的“跨边网络外部性”将会达到最大，所有人在这个平台上都会更容易找到交易对象，从而让更多的交易能够达成。而如果这些用户分散到了多个平台上，那么“跨边网络外部性”的力量就会减弱，经济效率也会由此受到损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平台的“一家独大”事实上根本不是问题，相反，过于分散才是问题。
甚至有经济学家呼吁应该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市场分隔的现象，和鼓励优秀的平台完全胜出。这样的观点听了大概会大叹“深得我心”，但也确实过于激进，与传统的反垄断思维存在严重冲突。作为新生事物，平台经济一直在摸索中前行，直到深水区，而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在探索之中。比如《电商法》的出台，其中就有条文涉及到平台经济的规范。
上个月，中国人民大学未来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电商法》草案起草的杨东，在《电商法》颁布一周年行业研讨会上就说，《电商法》所规范的主体不止是针对电商企业，而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宽泛的概念，应囊括产生经济行为的多种形式和载体，比如共享单车、社交平台、视频、游戏等，都可以纳入到《电商法》来加以规制。尽管立法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稍嫌滞后，但国家层面对平台经济的立场在近期却得到了明确，2019年8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其开头即对平台经济给予积极定性：“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
”其中对监管部分原则为：“创新监管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此《指导意见》值得平台经济相关业者认真研读学习。回头再看发的那则微头条内容，实际信息含量相当大。其中提到阿里涉及的二选一官司，的态度是“我们尊重法院的任何判决结果”。
事实上，提到的这起官司发生在2017年，由于事涉前沿领域，加之当事主体结构复杂，导致整个审判流程相当漫长，至今已长达两年，最终的宣判或许还需要2年。而相关的法规政策，包括《电商法》《指导意见》等都是今年才施行（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颁布。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逐渐进入深水区，其全貌包括问题将逐渐，随着全社会对平台经济理解的深入，监管也将逐渐跟上，告别草莽时代，迎接常规时期，守法合规运营，这对各平台经济主体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大概也是说出“我们尊重法院的任何判决结果”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