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纽约曼哈顿组织了一场硅谷大佬“群英会”，
新一届美国进入最后倒计时，新总统决出的时刻也是诸多幕后金主胜出的时刻。长期以来，哪一方能在选举中筹集更多资金就有更大赢面。总统竞选人与“金主”达成“押注—回报”的默契，资本的力量通过的渗透影响美国社会方方面面，构成与深度绑定的“美式”。
在这背后，美国的运行尤其是选人用人制度，成为影响诸多事态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式”的和浸润下，美国联邦人事制度的发展逐渐变味，国内政坛乱象和闹剧频频上演，两个世纪前美国运行的历史旧影似又重现。
美国的任命制度源于政党分肥制，是指当在中赢得总统职位后，会将本党人员以及党外支持者安插进的各个部门，担任或重要或不重要的职务，以此来促进团结和励支持者。这一提法来自1832年纽约州马尔西的一句名言——“赃物属于胜利者”。
分肥制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和党构成了当时美国政坛主流力量，尽管开国元勋本人并未加入任何一派，但鉴于其更偏向亲英的联邦党，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等重要部门最高长官均由联邦党人担任，开始出现政党分肥制的萌芽。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任后，美党派之争继续上演“拉锯战”，卸任之际老亚当斯“星夜任命”了一批联邦党人官员，进一步促使政党分肥制度成熟。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以“上可接受性”为由，撤换了大批联邦党人，由此政党分肥制之先河。
政党分肥制的制阶段发生在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任职期间。1829年就任总统后，杰克逊立即实行“轮换制”，将者和支持者安插进入部门，打破了美国东部贵族对职位的垄断局面，美国由早期“绅士”时代进入了“大众”时代，此后政党分肥制逐步巅峰时期。
1881年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身亡，给美国国家体系敲响了警钟。彼时政党分肥制为商业资本所利用，买官卖官之风盛行，成为私企的“摇钱树”，行政部门的甚嚣尘上。而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就在于加菲尔德并未按照惯例给予支持者意向职务，这也意味着政党分肥制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又名《调整和美国文官制度的法律》），从制度层面入手文官选拔制度，标志着美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该法案以法律形式了官员的任免规则，首次确立功绩制原则，官员绝大部分由职业文官担任，仅将中部分高级职位保留为“任命”。至此，美国政党分肥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美国办公室的，“任命人员”是指非民选、非考核而产生的第三类人员。目前此类人员所占比例很小，只占美联邦公务员的0.37%，约有9000个，分属四种基本类型：总统提名且需听证确认，总统提名但不需要确认，非职业高级行政人员，以及最低级别任命人员。
前两种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后两种由各机构长官负责，总统办公厅批准。其中与总统有关的任命职位多涉及核心私密部门，譬如联邦内阁的部长、副部长及部长助理，以及国务卿、联邦、高级幕僚、大使、大多数机构负责人（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这一类人员需要在听证会上接受广泛而严格的质询，顺利通过之后才能上任。但白宫办公厅主要人员则由总统直接提名上任，例如总统事务助理以及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等。
需要强调的是，任命制度既受制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和原则，总统、政党和议院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对，同时任命人员也需遵循严格的约束机制，严禁从事游说活动，不允许接受来自薪金以外的任何收入。自创设该制度以来，由于任命官员通常是本党派或是一致的人员，总统颁布政令过程中很少遇到阻力，因而有利于政策的传达和推行。
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分肥的“”至今仍未。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制度演变，官僚化与官僚化已然成为现代美国的突出现象。特别是进入以来，美国极化兴起和否决盛行，在此背景下，联邦人事管理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难得到。
一来，考虑到的确认过程过于漫长，不排除以“冗长”的方式拖延任命，通过平均时间长达9个月，导致重要部门长期处于“管理真空”状态。二来，通过任命产生的人员一般会随着总统的变更而改变，其在职时间比民选人员以及公务员都短，平均在职2.5年，其中25%任职时间不到一年半，使得高级官员们无从积累经验，工作效率和政绩大打折扣。
无论是政党分肥还是任命，实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本质上仍旧是的老把戏。所谓的任命制度，也拥有了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其结果，严重影响工作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以特朗普任期为例，其圈内熟人，有时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反而成为次要考虑，比如与特朗普私交甚好的私人医生罗尼·杰克逊就被提名为事务部长。
此外，任命制度还为权钱交易披上了化外衣，为系统性和制度性提供了滋生的温床。的外衣之下，利益攸关方与政党候选人之间事实上已经达成默契的债权债务关系，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超级筹款人”制度。中，幕后金主通过大量捐款等方式支持心仪人选，资助方日后有机会进入部门核心圈层。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为其筹集超过8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肥皂剧制片人科琳·贝尔被任命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而贝尔本人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据统计，奥巴马的主要捐助人中有近200人在中获得高级职位，其中，任命的大使占比高达57%。
特朗普时期，一些加勒比岛国和发达国家的大使一职甚至被明码标价。比如，房地产开发商戈登·桑德兰因向特朗普贡献100万美元的献金被任为美国驻欧盟的大使，驻奥地利、波兰这类国家的大使职位均被资助人占据。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国务卿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董事长，白宫办公厅主任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董事长，财政部长为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董事长，能源部长是雷神公司的前董事长，商务部长和劳工部长均由华尔街业界大亨担任。
2020年美国花费达到了惊人的140亿美元。拜登就任总统后，快速提名且任命了1000余名高级官员。不过，拜登的用人标准较前任要更为多元和专业化，但与此同时也更加注重“正确”。目前有超过200名已知的LGBTQ（性少数者）人士被任命为，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纪录。内阁人选有一半是女性，大多数是有色人种。
在两党轮流坐庄情况下，美国每四年就发生一次“饱狼换饿狼”游戏，任命制度培养的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行政能力普遍降低，极易成为牟利的工具。这样的了美国的一面，当成为利益集团的伞，沦为富人、资本家和精英阶层的玩物，美国的对立和社会撕裂也将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