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有个叫新赫布里底的群岛，那里的土著居民经过常年观察，发现了一个现象：健康人身上会有很多跳蚤，那些生病人的身上，几乎没有跳蚤。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跳蚤这种东西使人身体健康。缺少跳蚤，身体就不健康了。这个结论显然是悖于医学常识的。很多统计学家跑去做了大量调查，结论都是如此。于是他们猜测当地跳蚤可能含有什么健康成分，甚至有人写文章专门研究“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跳蚤”。后来有个医生研究发现，土著人身上都是有跳蚤，只不过生病的人发烧，较高体温引起跳蚤不适，纷纷离开。这才有了“跳蚤使人健康”的错误结论。
这故事讲什么道理呢？世界上的关系和发生，并不依赖于数据。统计数据只能佐证关系，却并不总是正确，想要正确理解事情，必须探寻背后的机理。遗憾的是，很多人会根据统计数得出错误的结论。经济学界不乏这样的例子。
以最低工资法为例。最低工资通常指高于市场一般价格的工资水平。这项政策的后果众所周知，它会增加失业率。很多企业没有能力提供这个工资水平，或者提供该工资水平就不划算，利润降低，生产无法扩大，很多岗位的设置变得不划算。
前一段时间，一个在的朋友说：悉尼劳动力市场的最低价格（比如餐馆洗盘子之类）是时薪10美元。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愿意去赚点钱，补贴家用。这其实是双赢交易。出台，最低时薪是17美元。表面上为穷人好。实际情况呢？我们都知道，只要老板遵守法律，严格执法，餐馆运营成本就会提高，留学生就会失去工作机会。
最低工资法的后果无非是，让原本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就业更加，增加失业率，诱发企业雇用“黑工”，让企业和劳动者处于形式“违法”的状态（中国城市广泛存在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企业和劳动者），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利。
最低工资法最强有力的来自经济学界，他们是一些手执数据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最低工资法不会提高失业率，因为有数据显示，一些地方提高最低工资，就业率没有降低，反而还上升了；工人工资水平在提高，失业人数也没有明显增加。“提高最低工资，失业率上升”的没啊？一个很简单的反驳是：如果最低工资法如此之好，为何不将工资提高到天价，反正失业率不会影响，就让给涨工资嘛！当然，这些经济学家就会辩解，“适当的最低工资”才是有益，太过分了自然不成在他们那里，逻辑并不太重要，最好紧盯数据调整。
统计数据显示，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就业率没有下降，甚至有所提高，这种现象确实可能存在，却不因此否定最低工资法存在的问题。市场是千变万化，随时变动，实难考察。影响就业率的因素很多，新产业发展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了法律，劳动者季节性地迁徙这些因素都影响失业率统计。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很多变量是无法体现在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最低工资法从经济上有害，它的危害没有呈现出显著效果，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它。官员的一大擅长，却是拿着亦真亦假的数据作为假口，行非分之事。
说到这里，我想起曾施行的经济政策。长期的市场经济，有个词专门形容的政策“积极不干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代表人物，是1960年代担任港英财政司的司长郭伯伟爵士。著名经济学家先生对郭伯伟推崇备至。他曾专门写文章介绍郭伯伟，并翻译了郭伯伟的经济主张，其中就讲到了统计数据。下面这段话，是郭伯伟原话翻译成中文：
“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
能认识到凭借统计数据干预经济的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郭伯伟主政期间，很少经济统计因为干预少，就没必要经济统计；因为极少统计，也少了很多干预借口。施政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原则：比如确立产权、经营，维持司法，这样就可以了。至于价格多少是合适，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工资水平是多少，都不过问。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数据呢？那就由民间自发寻找吧。对民间经济知之甚少的“瞎眼”往往是之福，而三番五回搞“经济统计”，对民间财富一清二楚的，则常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