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教的不同关系所左右[1]。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教的不同关系所左右[1]。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2]。以致到唐初“天下遭隋季凋残，缁侣将尽”[3]，“绝响，正教陵夷”[4]。
建立唐王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本来就佛教。早在大业二年李渊任晋州刺史时，李世民患目疾，李渊就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以求，后来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太原起兵之日，李渊曾到华阴祀佛求福。李世民在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战役中也曾得到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的协助，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们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李渊一登上唐朝帝位，便立寺造像，设斋行道。武德元年，在太原立太原寺，华阴立灵仙寺，长安立会昌寺、证果尼寺、集仙尼寺，并舍旧第为兴圣尼寺。又以沙门景晖曾预言高祖当承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济饥民为立慈悲寺。同年还为太祖帝后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躯。武德二年，高祖李渊诏令于京师立十统摄僧尼。太李世民继位之后，在全国各地僧尼18500余人。贞观三年，太为报母恩，舍通义宫为尼寺，施绢200匹。并在各地旧战场修建7所以战死者。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太亲自召见，并为他在宏福寺组织了大规模的国立译场。此后，太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贞观二十二年，他秘书省将玄奘新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缮写9部，颁发给雍、洛、益、相、兖、荆、扬、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5]并亲为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序成后亲自对大臣吟诵，称道“佛法广大”。同年，为文德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度僧三百，请五十高僧入住，邀玄奘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太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叙真俗，问和佛教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高祖、太的积极扶植促进了唐朝佛教的恢复。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3716所，接近了隋代。但是，当时的僧数却不满7万，尚不及隋代僧数的三分之一。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武德、贞观年间，国家在扶植佛教的同时，又给以一定的结果。关于唐初僧数，当时就有不同说法。高祖时，傅奕说“大唐丁壮僧尼有二十万众”[6]，然而，高时道宣撰《广弘明集》认为：“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两者相去甚远，近人汤用彤先生以道宣所言为实。其实，傅奕所言见于给的上疏，不见得胆敢虚报欺君如此。应该说，两种说法都能成立，傅奕所说二十万众是高祖时数，道宣所说不满七万是高时数。这正是武德、贞观年间数度沙汰僧尼的结果。一般史家认为，高祖太二朝并没有真正实行沙汰僧尼的诏令。其实不然，早在武德四年，高祖刚扫定东夏，就曾：“伪乱地僧，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皆从俗”[7]。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又颁布沙汰僧道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8]太领兵攻入隋都时即命：“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9]太继位后又几次三番沙汰僧尼。据《续高僧传·明导传》记载：贞观初，明导行抵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又据《智实传》记载：贞观元年，敕遣诏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法冲传》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法向传》也有记载：“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正是由于高祖、太二朝对僧尼的检括和沙汰，使得唐初僧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趋向减少。但这和唐初佛教恢复的事实也并不矛盾。因为当时的修复和增设，译经事业的复兴，唯识、律等派的建立，都反映了佛教正在逐渐恢复。即使就僧尼而言，当时注重质量，务求“精诚德业”，比之隋代成千上万“易服以逃租赋”的伪僧、愚僧也更能发挥佛法的作用。
武德、贞观年间国家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的双重政策。一方面，这是因为唐朝建立之初，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国家需要利用佛法化解矛盾，使天下趋于和平。另一方面，迫于当时经济条件又不能听凭佛教无地发展。唐初经济凋敝破败，“田园荒废，饥馑荐臻”，原先隋时的户口已“百不存一”，到贞观年间全国户口尚不满三百万户。一个不满三百万户人口的国度要供养二十万众的僧尼，决非国力所能承担，造成“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的危害可以想见。李渊、李世民父子亲眼目睹隋朝皇室不顾国计民生，广度僧尼，广建，广造经像，广作佛事造成的消极后果。这样做不但使，而且佛教也成为农民起义打击的对象，起义的农民“烧县破寺”，使“诸寺湮灭，不可目见”。李氏父子以隋为鉴，把佛教的发展在当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不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也为日后佛教的繁兴打下了的基础。
高永徽到玄开元之初是唐代佛教的繁荣时期。开元初，天下诸州寺数总计5358所，尚不计村坊佛堂、普通兰若在内。载入国家簿籍的僧75524人，尼50576人，而私度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时期不仅“僧徒日广，日崇”，而且的翻译成绩也十分可观。从太开始组织国立译场，历朝相沿，译籍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精都超过前代。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被介绍过来。中国佛教的各派至此也相继形成。唐代佛教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欣欣向荣，如日中天。
永徽至开元之初佛教繁荣的基础是经济的高度发达。当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10]“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山谷，计钱巨亿万。”[11]如此惊人的耗费，若无雄厚的经济存在实令人不堪设想。史载当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12]。“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13]。“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14]。如京师化度寺内设有无尽藏院，“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藏内所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借，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送还而已”[15]。经济力量愈益雄厚，建立在这一物质基础上的唐代佛教因而也就愈益繁荣。
唐代永徽至开元初经济的发达，是和当时皇室的积极扶植分不开的。高为太子时就笃教，继位后大造。显庆二年，建西明寺楼台厩庑四千区，于东都建寺，用钱各过二十万贯。又为诸王公主造资戒、、招福、福寿等寺共20余所。五年，诏迎岐州寺佛骨至洛阳大内供养，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1000匹；为造金棺银槨，雕镂穷奇。麟德三年，又敕兖州置寺观各三所，天下许州寺观各一所。武则天后更重佛法。其时“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16]天授二年，制颁天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余人。长安四年，在洛阳城北邙山白司马陂铸造一尊特大佛像，敛天下僧钱十七万缗。为了遗像，“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库藏为之耗竭”[17]。唐中李显也是“造寺不止，费财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18]。睿时间虽短，但“甚兴，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19]皇室之外，许多达官贵人也竞相向施舍田宅。如玄开元年间，大宦官高力士施财为宝寿寺铸钟，钟成后“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20]。大官僚王缙把私宅舍为，凡遇有节度观察使入朝，都要把他们邀入寺内，讽令施财以助修缮[21]。皇室及百官的“广事弘持”对经济的发达、唐代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永徽到开元之初，皇室大力扶植佛教，固然有上的考虑。正如唐人李节所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其安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22]但他们也并不是可以发展佛教的，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了这样的承受力。经唐初实行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后，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贞观末年已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的局面[23]。到开元时更是“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24]。“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帛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25]。国家的空前富裕，足以容纳经济的充分发展，才导致了唐代佛教的空前繁荣。
会昌年间，唐武利用国家对佛教采取了大规模的打击措施，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之厄”的第三厄。唐代佛教经此打击遂一蹶不振，江河日下，进入了衰落时期。武灭佛表面上是以赵的进言为契机，和佛道之争有关。实际上却是封建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矛盾尖锐冲突的反映。
唐代经济的基础是庄田地租收入，这和以往主要依靠信徒施舍钱粮布帛维持大不相同。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3234号文载一座的年收入情况：施舍所得为粮五十石一斗，布五匹二丈。硙坊庄田收入则有粮二百五十三石二斗。这一材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时全国大小一般都拥有庄田。如宁波天童寺有田13000亩，跨三郡五县，有庄36所，每年收租35000斛[26]。山西石壁寺拥有官赐庄田遍及150多里[27]。陇川大象寺共有大小庄园6处，土地53顷56亩，另有生熟坡荒地共50多顷[28]。五台山十寺旧管42庄[29]。而且庄田还在不断扩大，如天台山国清寺一次就购置庄田12顷[30]。杭州龙兴寺也“于众中募财置良田40顷”[31]。佛教加入了当时地主的土地兼并浪潮，加速了均田制的。均田制是唐代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庄田的扩大必然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佛教享有免纳赋役的，“天下百姓或冒为僧尼，苟避徭役”[32]。“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役，所在充满”[33]。“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34]。这更是直接危及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玄开元以前，许多士大夫就看到了和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武则天时曾有狄仁杰、李峤、苏环；中时有韦嗣立、辛替否；睿时有裴漼等人先后上表反佛。李峤的疏文写道：“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35]辛替否对佛教进行言辞更为激烈的，他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益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36]
玄开元年间，经济的发展达于极盛。国家与经济上的矛盾虽未，但已可见端倪。玄曾几次诏令检括僧尼和庄田。开元二年，应宰相姚崇奏言令有司对僧尼精加铨择，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并针对许多僧尼“虚挂名籍，或权隶他寺，或侍养私门”的情况，：“自今已后，(僧尼)更不得于州县权隶，侍养师主父母，此色者并宜括还本寺观。”[37]同年，还诏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事须条理，仍经所司陈牒检验先后所详。”[38]开元十年，敕祠部：“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39]开元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寺功德移入侧近，堂大者皆令封闭。”[40]
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席卷大半个中国。从此唐王朝由盛转衰。繁荣的封建经济因战祸遭受。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日益见蹙。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战乱期间，朝廷曾用鬻卖度牒的办法来筹措军费。天宝十四年，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旬月得百万缗[41]。肃即位灵武，军费不足，采用右仆射裴冕的权宜之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鬻度牒。愿度者纳钱百缗，谓之香水钱[42]。并令诸州僧道可以纳钱买官。不愿还俗做官的，可以购置田产、庄园、畜养奴婢。凡是能将十分之三的资财输纳助国的，其余十分之七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43]。
唐代靠鬻卖度牒和让僧侣纳钱买官买的办法，弥补财政不足，实在无异于剜肉补疮。其所得对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杯水车薪，而这些措施本身则刺激着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使和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更趋尖锐。国家对佛教的也就愈益严厉起来。唐德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要求“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上观十四。每等降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44]。都官员外郎彭偃也：“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未满五十者，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之害除矣。”[45]德虽没有完全采纳李叔明、彭偃等人的意见，但随即下诏：“自今更不能从奏置寺观与度人。”[46]宪元和二年，颁布：“天下百姓不得冒为僧尼，以避徭役。其创造寺观，广兴土木者举敕处分。”[47]
虽经玄到宪历朝的，但佛教在唐代社会已是根深叶茂，这些措施并未奏效。文太和初年，不在簿籍的僧尼就达70万人，而当时全国纳税户却不过300万。佛教的膨胀了唐王朝的，于是文朝已有毁佛之议，他指斥“蚕食生人，规避王徭，凋耗物力。”[48]太和中，严令“起今已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吏，严加捉搦，不人为僧尼”。对现有僧尼也要进行考试，不及格者还俗。“天下更不得创造、普通兰若等”[49]。不过，当时对佛教的压抑裁撤尚是用渐进、和平的方式。因为“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50]随着集团对佛教膨胀的忧虑逐渐加深，渐进、和平的方式又不能消除佛教发展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由历朝渐进、和平的与压抑，转变为急进、强硬的灭佛运动。
会昌灭佛是玄以来在经济过分发展背景下，封建国家对其采取政策的逻辑发展。会昌灭佛的内容不过是把历朝士大夫各种反佛奏议付诸实现，且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渐进到急进的逐步发展过程。武即位初尚奉行历朝优礼佛僧的一贯政策。会昌元年正月初四，依然诏令行香设千僧斋，并请高僧开讲。然而，后他对“穷我天下者佛也”体会愈益深切，对佛教态度也愈益激烈。会昌二年，武开始检括僧尼，行为不规和不愿交出私人财产者还俗。三年，、佛像，没有注册的僧尼一律还俗，送回原籍。继续违法私度者就地。不许僧尼借供养佛牙为名；不许僧尼在街上公行；如有外出者，必须在晚钟敲响前还寺，更不许借宿他寺。违者治罪。十月，又毁拆天下小寺，经像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无论老少尽令还俗，递归原籍。年老身有戒行者移住大寺。虽有戒行而年轻力壮的必须还俗。长安城中因而拆毁小寺33所。五年，灭佛运动达到。三月，僧尼分批还俗，如有按抗旨治罪，当时决杀。五月底，长安城内中外僧尼几乎还俗殆尽。到七月止，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奴婢15万人；土地数千万顷。
以往史家都认为，武灭佛盖因其在藩时便好道术，即位后又宠幸赵而痛恶释氏。其实，佛道之争与武灭佛虽有一定关系，但绝非主要因素。武会昌五年八月诏令可谓是他决心发动灭佛运动的宣言书，诏令里列举了一大堆佛教过分发展给当时社会造成的现实问题，但对佛道之争却不置一词[51]。从灭佛运动的过程看，主要也是偏重于在经济上打击佛教，而未见有特别的教争端。其间，在上也并没有得势，武明确表示：“军国政事，百归线]。可见会昌灭佛从动机到实践都与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封建国家和佛教在经济上长期矛盾冲突的公开化。
会昌灭佛是佛教东来后经历的一次最大厄难。武死后，唐代历朝虽然都想复兴佛教，以此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但此时“户口逃亡，田畴荒废”，藩镇割据称雄，“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致使“王赋所入无几”。唐王朝的经济已趋崩溃，皇室当然无力再支持经济复苏，唐代佛教的复兴始终未能实现。
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佛教的兴衰是和社会经济的起落相一致的。任何时代的教发展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富国强，教才能得到一定发展。反之，教如果要超越社会经济条件的许可无地发展，结果反而只会衰落。(文：魏承思）
(1)早在唐代，法琳就认为：“自五百余年以来，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并由时君敬信，朝野归心，象教兴行于今不绝者，实荷人王之力也”。嗣后，此说在历代相袭不绝。(2)《续高僧传·法响传》。(3)(5)《大慈恩寺三藏传》，卷7；卷6。(4)《唐沙门法琳别传》，卷上。(6)《广弘明集》，卷7。(7)《续高僧传·慧乘传》。(8)《全唐文》，卷3。(9)《资治通鉴》，卷189。(10)(36)《唐会要》，卷48。(11)(13)(21)《旧唐书·王缙传》。(12)《旧唐书·睿纪》。(14)《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15)《两京新记》，卷3。(16)《书·苏环传》。(17)《资治通鉴》，卷205。(18)(19)《旧唐书·辛替否传》。(20)《旧唐书·高力士传》。(22)《全唐文》，卷788。(23)《资治通鉴》，卷193。(24)《通典》卷15。(25)(41)《书·食货志》。(26)《天童志》卷8。(27)转引郭朋《隋唐佛教》，第382页。(28)《金石萃编》，卷113，《大象寺记》。(29)《续清凉传》，卷下。(30)《宋高僧传·文举传》。(31)《白氏长庆集》，卷59。(32)《唐会要》，卷50。(33)《资治通鉴》，卷211。(34)《旧唐书·李德裕传》。(35)《书·李峤传》。(37)《全唐文》，卷28。(38)《唐会要》，卷49。(39)《唐会要》，卷59。(40)《佛祖统纪》，卷55。(42)《宋高僧传·神会传》。(43)《资治通鉴》，卷224。(44)《书·李叔明传》。(45)(51)《唐会要》，卷47。(46)《旧唐书·德纪》(47)《唐大诏令集》，卷70。(48)《文苑英华》，卷428。(49)《唐大诏令集》，卷113。(50)《全唐文》，卷753。(52)《旧唐书·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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