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控市场，使之比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其中一个明显就是在矿物燃料的使用上引入税收机制也许通过降低所得税加以补偿。
尤其在富裕国家里，大众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态度决定一切。持续不断的生产总归是一件好事，这个流传甚广的正是的障碍之一。
问题实际上是巨大的。在这些问题上拥有决策权的和商界完全只考虑定区域的或经济上的利益集团，过程只考虑很短的时间尺度内的事情，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他们得到了富裕国家大量人口的支持，改变现状，对于这些人而言，生态危机仍然是遥远的不确定的，而不是已经到许多贫困国家的大灾难。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依靠持续增长而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资本主义呢？可悲的是，资本主义是一场极具性的计划，绝无可能创造出显然平等和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
但是同样在方面的某些迹象也带来了希望。一个积极的迹象就是，生态问题及其与社会经济问题的相互关联性，这种新的全球意识迅速崛起。20年以前，几乎没有设立处理问题的部门如今大多数以及选择它们的选民都严肃地关注这些问题。“ 地球峰会”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与发展会议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的象征性姿态，会议达成一个共同协议，即富裕国家必须帮助贫困国家通过“ 无害的”方式谋求发展。这是首次在国际上达成协议，提出增长必须与可持续性达成平衡。在这里至少取得了修辞学的胜利。10年以后，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也有一些国际合作的事例，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臭氧层因为使用全氯氟烃产品（CFCs）而变薄。此类产品广泛用于冰箱、空调，以及清洁剂和溶剂。1977年，一些发达国家促使联合国规划署（UNEP）考虑这个问题，在当年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采纳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当时既没有人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也没有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科学还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初，占整个排放量30％的美国在减少使用全氯氟烃产品方面领先一步，一部分原因是找到了替代品，一部分原因是国内游说的压力。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国家，它们占整个排放量40％，却反对相关。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也抵制该项，因为它们正计划增加全氯氟烃产品的生产。显然，没有这些当前的或者潜在的主要生产国合作，这样一个国际协议是没有意义的。某些贫困国家主张，它们需要国际资助以帮助它们摆脱对全氯氟烃产品的依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变得更加明确了，一些“ 国家”推动一项包含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定的、具有约束性的条款的国际公约。1985年，《臭氧层维也纳协议》签署，但是它只不过要求国际监测全氯氟烃产品排放。此后，1987年，联合国规划署召开会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压力下，经过与内部进行斗争、与卓越的谈判对手交锋，同意到1999年削减50％的排放量。
1995年1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9月16日为“国际臭氧层日”。旨在纪念1987年9月16日签署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议定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议定书》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增加生产，但是为最终排放设置了上限。不幸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否决使得帮助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的资金无法到位。然而数月之后，新的科学发现，包括在南极洲上空发现巨大臭氧层空洞，令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急迫。到1999年5月，有80个国家出来支持到2000年彻底消除全氯氟烃产品。1990年，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32个工业化国家为该项基金贡献了10亿美元。这些协议仍然有可钻，但是整体上它们是极为成功的。全氯氟烃产品的生产从1986年的大约110万吨下降到1996年的16万吨，有明显表明臭氧层的空洞有收缩迹象。
对臭氧危机的反映表明，国际合作是有可能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有时候也能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凡是在问题严重性有了非常明确的地方，就能够非常迅速和有效地组织合作，即使它只是到局部的地区利益。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还刚刚蹒跚学步，却在危机中已经发挥了作用。应对臭氧层变薄不是国际有效合作的唯一事例，正如莱斯特布朗所指出的，“ 例如欧洲的空气污染由于1979年的跨境空气污染条约而急剧下降。全球全氯氟烃的排放自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议定书及其修正案签订后，即从1988年的峰值下降了60％。在1990年《濒危野生动植国际贸易公约》约束下，象牙贸易遭到，非洲猎杀大象的行为随之骤减。”
但是仍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创新的动力，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正是日益增长的产品和销售。增长与可持续是不可兼容的吗？答案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可设法与至少像可持续发展的某些初级阶段共存。
第一，资本主义需要增长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而利润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其中有些是能够与可持续经济相协调的。原则上，资源循环利用或者信息和服务的销售比商品销售与开发自然资源能同样有效地产生利润。如果对非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稍微增加税收，投资就很快会转向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行为，从那里获取大量利润。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是可以操控的，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 世纪30 年代提出这个观点后，就已经了然于心了。有一些最有效的方法操控市场，包括通过税收和补贴改变成本，引导经济行为朝向一个新的方向。
正如布朗有力论证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生态，部分原因是它无从计算其生态成本。例如现代财会方法不能准确统计森林在防洪、吸收过量二氧化碳、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运用税收和补贴的手段将这些成本计入经济交易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的。实际上，如今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这些机制了。如何管控市场，使之比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其中一个明显就是在矿物燃料的使用上引入税收机制也许通过降低所得税加以补偿。这些税收能够改变当前在矿物燃料和较少性能源资源如风能和燃料电池之间的利润平衡，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信号灯能够迅速改变数百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方式。
但是采取这些行动的意愿是否存在呢？如果要让答案成为“是”，那么必须发生两件事：那些在现代世界的者看到生态危机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一旦危机无疑达到严重和巨大的地步，就会迅速应对），以及，尤其在富裕国家里，大众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态度决定一切。持续不断的生产总归是一件好事，这个流传甚广的正是的障碍之一。只要我们仍用消费资本主义就是永无止境地消费更好的商品所的方式去理解所谓的美好生活，那么这种就不会消退。改变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也许是迈向与保持更加可持续关系的重要一步。
其他的重大挑战既是伦理的也是的。现代世界的巨大不平等是可以的吗？它们难道不会造成最终使用我们已经掌握的性军事技术的冲突吗？毕竟，现代世界的信息网络能够太阳能电池的知识，同样也能够制造核武器和的知识。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拥有性武器，而像组织那样的，其数量也将持续上升。
《见识丛书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
在这里很难做出预测，因为变化取决于个人的决策和行为。富裕国家的是否认为，减少全球贫困能够增加它们的安全呢？也许不大明显的但是决非无足轻重的力量将促使家着手处理最贫穷国家的贫困问题。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消费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初级阶段判然有别，其生产能力之大，以至于必须向马克思称之为的劳动者、依附阶层推销产品。同样的压力肯定最终也会导致提高甚至在最贫困国家里依附阶层的生活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资本主义就将采取较少式的方式，提高工业化中心以外的人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如果一个成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避免甘地提出并且加以反对的全球过度消费的性，那么，即使相对不平等依然增长，在其他许多国家的依附阶层的生活水平在下一个世纪能够得到提高，产生新的市场并减少全球军事冲突也是大有希望的。采取如此行动固可降低全球最凄惨的贫困现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经济变迁的主导形式，则总体上的不平等必然继续存在。
（本文摘选自《见识丛书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一行，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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