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于的关系是比较研究的传统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讨论使得这一议题重新兴起。
长期以来，主义的观念了世界关于资本与关系的理解。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和制度界范围内得到了双重扩展，人们由此认为资本与是一对孪生物，的转型与巩固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基础条件。但是，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曲折经历却表明，资本与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资本既可以选择与政体结盟又可能体制以力量的发展，这取决于社会阶级力量博弈的诸种条件。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在逐渐兴起的“衰退”研究热潮中，一些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深刻解剖了资本与的深层次矛盾关系，将“衰退”归因于资本逻辑之于政治的支配关系。显然，关于资本如何影响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与政治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在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中，作为经济因素的资本和作为政治制度的一直被视为两种互补的体系。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的名声并不好，它被看做是一种不良的、需要提防的政治。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重新进行了理论，使它既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逻辑相适应，又能够有序政治参与。从而摆脱了长达千年的，成为现代政治体制性的基本价值来源。主义理论从近代的发生学出发，论证了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性。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主义理论传统的长期浸透，这种认识逐渐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印象。正如迪特里希瑞彻迈耶等人所言：“资本主义与携手并进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的确，在政治话语中，这可谓老生常谈。评论和政治公告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即相互竞争中由资本利益所驱动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政治和对事务的参与。事实上，和资本主义经常被视为几近一回事。”针对这种社会印象，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和理论的演进来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1942年，二战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遭受，的未来也晦暗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提出了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出现。”而在谈到资本主义与的关系时，熊彼特明确指出：“历史清楚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现代政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和资本主义有关系。而从实践上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在我们竞争领导权理论意义上的政治，主持了政治和制度的过程，资产阶级利用这个过程重新塑造它占优势前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并依照自己的观点加以合理地。方法是这场重建工作的政治工具。我们知道，方法也在某些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运用，而且运用得特别好。但现代的政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成功地运用的方法缩减了政治决定的范围，了国家，结果就是确保了资产阶级的性，把为与资产阶级相契合的政治工具。
与熊彼特历史地考察观念不同，同时期的哈耶克等人则从自发秩序出证了的主义价值。哈耶克认为，社会只能产生于一个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面对各种针对资本垄断的，哈耶克认为，资本垄断只是一个“小问题”，对和只造成轻微阻碍。与此相比，国家干预会对形成更为严重的，因为干预了社会的前提经济。在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是一致的，而且政治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在这一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安排在促进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也是达到政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我找不到任何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而又没有使用类似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明确指出：“多元制毫无例外都是存在于市场体制之中，并且以企业制度为基础。两者有共同的根源，即立宪主义的主义的表现。”拉多斯拉夫塞卢奇接受了“哈耶克－弗里德曼”，指出：“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在何时何地曾存在过。”约翰齐泽克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的朋友，体制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兴起。”显然，主义试图阐释并传递一种观念，即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制，这就意味着资本与在本性上具有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政治学研究方法逐渐经验化和化。受此影响，那种基于价值判断而展开的关于资本与关系的总体性研究已经无法与政治学科学化的趋势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关系的研究议题不断分化、细化，诸多研究从探讨制度得以产生和维系的经济条件入手，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社会结构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之于的促进关系。与熊彼特、哈耶克等人明确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为了避免价值偏向的嫌疑，进行了叙事模式上的升级，借用“市场”、“发展”、“现代化”（与“资本”相比，这些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与关系的研究，强化了背后隐藏的、实质意义上的主义“”。
关于现代化与的关系，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瓦尔特罗斯托在其1958年的作品中指出：“如果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推进，最开始的弱势集团很可能随着识字率、高等教育、政治上的成熟、的使用以及组织和游击战活动的能力而上升。弱势集团的上升很可能要快于集团，因为前者可以吸收利用较先进集团已经掌握的技术储备。”根据罗斯托的理解，现代化导致迈克尔曼意义上的社会的不平等增长，即弱势集团获得更多的有效制约强势集团的资源和手段，并由此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平等化，这就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条件。罗伯特达尔也认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体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着密切关系。简单来说，人均国民总值和其他与人均国民总值有关的“现代化”越高，多头政体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其随后的著作中，达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使今天，每一个由多头政体治理的国家里，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相反，在生产资料主要国有或者（如南斯拉夫一样）社会所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多头政体治理的。”
无独有偶，几乎与罗斯托同时，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在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乐观方程式”，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的可能性就越多”。“李普塞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随后，一大批定量研究论文以检验李普塞特的的“经济门槛论”为问题意识展开研究。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李普塞特的观点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大多数学者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结论。罗伯特杰克曼、肯尼斯波伦、罗伯特巴罗、达龙阿塞莫格鲁等人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使得强调现代化与正向关联的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入。这些理论主张的核心在于论证制度离不开资本主义，或曰经济的发展。因为，一方面，现代化理论指出，化的基础动力在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有利于制度的因素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抽象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相联系，内在地认为“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就是以企业家阶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以及后来的个人发展。这种取向不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逐步扩展为对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新的、广阔的政治框架和标准的要求”。为此，体现主义价值内核的资本与和谐论通过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试图强化这一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性和力。
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还从比较历史研究的维度论证了资本发展对于化的积极作用。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是这一研究径的鼻祖，他在1966年的一项关于政治道形成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19 世界第一波化国家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功地支配农村农业部门，使之产生资本主义化的演变，并以此实现了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化。简言之，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作为摩尔传统的现代版本，瑞彻迈耶等人运用三组广泛的历史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岛国家检验了摩尔的结论，他们指出，虽然工人阶级也经常扮演着亲的角色，但是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两种结构性效应：一是它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从属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大地主的力量；二是它导致资产阶级的提高，资产阶级的首要经济利益，就在于建立和确保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化理论从研究制度形成的经济条件出发，将制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需求和必然产物，构建了主义本质的理论大厦。这种“资本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合，并逐步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哲学，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演化为政治学“常识”。但是，这一理论所立基的历史经验是狭隘的，具有浓厚的中心论色彩。正如亨廷顿所言：“他们主要关注于的先决条件和制的发展，这里的几乎完全是按的模式定义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与的“和谐论”既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曲折经历，也无法为我们理解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危机提供答案。
资本一定会支持吗？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理论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论（这种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试图寻找以及使巩固的某种内在规律，似乎这些统计性和比较性的知识可以严格地应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建造和改善制度。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永远是在一个特定的下出生、发育和的。“不论以何种形式或发展，都取决于各种具体的不确定性：特定下不可预见的作用力、谨慎的计算、灵机一动的决定，还有就是永远也不要低估的、结果不可预料本身所产生的变幻无常的影响力。”基恩的这种认识事实上正好应和了现代化理论所遭受的范式诘问，即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产物，是“关于特定选择得以发生的条件的研究”，忽视了历史情境、政治主体的选择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深切互动对于政治转型的影响。在化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在事后解释为什么某个不得不，却没有在事先这样预测各种关于东欧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并不长于整理出深藏着的结构原因与促发条件。根据结构条件作出的解释在事后看是很让人满意的，在事前却是无用的”。
伴随着对于结构主义的转型范式的反思，现代化理论所隐含的基本结论转型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也遭受质疑。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将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引入到转型研究中，强调不同阶级精英基于多种情境所产生的行为互动过程对于转型结果的影响。他们借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的实现实际上是不同阶级在利益博弈基础上的过程。“重要的是，在转型期间，不同阶级之间必须达成某种，一方面向资产阶级他们的财产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另一方面向工人与其他受薪阶级他们对薪资与社会的要求终究会满足。”胡安林茨和阿图罗巴伦苏埃拉同样认为，经济结构的变迁并不构成制度形成的充分条件，决定是否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能否在相互冲突中学会如何进行广泛的磋商以达成协定，以及构建框架。也就是说，制度的生成并不取决于资本所有者的阶级结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阶级博弈达到均衡的状态。
从行为者中心范式出发，理论家提出了与现代化理论不一样的相关解释和基本结论。根据普热沃尔斯基的研究，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阶级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坚固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感觉到必须要让渡足够多的经济利益，这就为干预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追求分配公平的社会党也意识到保留生产工具的私有权，与资本家合作而不是完全抵制它，也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经济基础的扩大，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家的利润被预期为被保存、投资和为生产能力，并且有一部分是作为收益分配给其他群体。另外，资本主义危机对雇佣劳动也是一种，因为经济危机的负担必然会落到劳动者身上。所以，普热沃尔斯基指出，社会党人与私人资本的基本，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
不难发现，行动者中心范式的优势在于动态地展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相互调适的基本过程，从而打破了结构主义预设结论的范式局限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情境下，资本主义与社会达成的能力和意愿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使得资本与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关系模式。对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的重大之后，为着资本主义的复苏必须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化解紧张的阶级关系。而社会也认识到，通过选举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一传统的策略已经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还要承受严重经济后果，因此一种可选择的策略就是放弃全面抵制资本主义，通过支持资本主义来改善利益福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并不是稳定的，达成这种的条件是多种因素相互支持的结果。詹姆斯奥康奈就指出，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国家来化解工人阶级的不满，长期来看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状态，因为这种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难以克服国家财政危机的困扰，从而也无法消解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
在后发展的转型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达成和解的条件被经验证明是奢侈的。阿塞莫格鲁等人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政治的参与者简约地划分为两大阶级：一是资本的拥有者，即阶层；二是与此相反的阶层，并以此建立了制度得以转型和维持的数理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与围绕制度下潜在的利益偏好展开政治博弈，则直接取决于政治博弈的结果。这些模型清楚地描绘了资本与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根据阿塞莫格鲁等人的一般假设，对的偏好要比对的偏好更加强烈，因为的多数决策规则赋予了通过平义策略改善福利的机会，而资本则担心利益受到的再分配政治的。所以，在典型状态下，要求而资本抵制。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与的关系是确定的，因为资本选择还是反对还取决于影响阶级政治博弈的多重因素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认为，在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的国家很难出现的转机，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力求缓解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公共政策都会损害资本者的利益，这会导致资本者寻求的来。因此，只有在经济不平等并不太严重的社会，底层群众要求的意愿能够确保资本者接受时，资本者才会选择与结盟，因为后者判断对其财产的已经超过了的再分配压力，而且制度作出了对于资本者财产权的承诺。彼得罗森道夫就发现，1994年后南非的化之所以成为现实，主要是由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得到缓解之后使得对于的下降，才接受了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在这种社会中，由于可以从生产性经济资源以及经济增长中获益，这就弥补了的再分配需求，使得面临的政治的再分配压力降低，这时候非的政治能够在和所共同承受的范围内维系下去。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与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经济不平等非常严重和不严重的国家，资本向社会的可能性都很小，而在经济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资本不得不对的再分配需求作出正式回应，而且在许诺了财产的预期下，资本意识到与政治相适应才是最优选择。
另一类观点认为，资本是否支持取决于资本的特定类型。卡莱斯鲍什认为要素的流动性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资本应对再分配压力的能力受到资本类型的。具体来说，当一个社会的资本类型以流动性差的资本（如土地、矿产、种植园等）为主时，资本将面临被课以重税的情况，这时资本将强烈反对而倾向于直接掌控国家。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资本类型流动性强，那么资本可以通过资本的外逃来抵制重税，并且选民接受更低的税率，这时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掌控国家的成本要高于自己缴纳的税负，资本家对制的继而消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有助于制的实现。在这里，鲍什为“第一波”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这些国家制得以巩固的经济动因主要是源于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对于土地资本的替代。而在那些依赖流动性差的资本类型的国家（如海湾国家），资本就会表现出与的对抗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使得资本选择市场的能力空前提高，贸易与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一国范围内（最终是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外向性程度的提高有益于经济增长。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有益于的发展。已经有充分的经验表明，资本的全球流动改变了某些国家资本所有者和普通之间的经济地位，“在富国，那些受到良好教育、拥有金融和物质财产的人更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所以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在贸易和投资化体系中获取利益；而在拉美国家，低工资、无技术的劳工聚集在城市地带，至少从短期来看，他们从经济中获益很少”。这种资本赋权的偏向性使得劳工群体在与资方谈判时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且对于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依赖它因恐惧资本外流而偏袒资方，这就导致了资本的上升及其对于的。也就是说，虽然在政治的决策结构中，依靠多数获得了设置公共议程的，但是由于各种资本所于国家的强制性因素的存在，导致国家无法迎合的意愿，从而带来了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动者中心主义范式将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论纳入政治过程中，消解了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与关系的和谐论叙事。它详细描述了资本与之间相互适应、彼此调试的条件性机制，动态地展示了资本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范式虽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与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过程论视角，但是却将资本主义与之间的矛盾化约为达成制度均衡之前的一种过渡状态，实际上低估或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困境的严重性。
近年来，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政治逻辑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在学界得以复兴。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认为，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释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后果，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了放松管制背景下金融化的性，而且演化为一种政治的以及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与冲突。资本主义非但无法抵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还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内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与制的深层次矛盾。
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系统性地了所谓资本与关系的“和谐论”观点。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貌似是一套和谐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但是资本与在本性上遵循相互冲突的规则，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强调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的优先性，而则强调以个利为基础的权和责任两者的优先性。资本的逻辑决定谋利成为经济活动的自觉追求，继而主张政治领域的最小干预或者运用政治机制为谋利行为服务；权的发展取决于制的进展，时刻面临着来自资本的强制性，并希望通过制度建构起防范资本的机制。因此，资本主义与的共存共生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这种“偶然的和谐”之所以能够出现有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调整：洛克调整在政治上无财产的生产者，杰佛逊调整向生产者许以财产，麦迪逊调整生产者，而凯恩斯调整消化无的工资和工薪工人阶级。英国学者约翰格雷认为，“和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资本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到处呼喊的战斗口号，它指明（或）一种有深刻疑难问题的关系。与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在格雷看来，资本主义的价值要求建立市场机制，而社会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则是短暂的。在此，格雷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格雷欣”，即社会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矫正试图构建一种优等资本主义，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它最终会被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劣等资本主义所。
早在1982年新主义强风正劲之时，林德布罗姆就指出了市场与机制的内在冲突。他强调，市场和制是社会的两大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和谐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方案。一方面，国家几乎都实行和依赖市场制；另一方面，市场制却在损害，因为市场着公共机构与决策，没有一个市场社会实现完全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的吊诡之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长期考察中指出，战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市场和社会，前者由市场来决定，并且通过价格表达出来；后者则是在政治过程中由和动员相权衡，并且在形式化的或非正式的机构中得以表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一直试图修正社会，它一方面向国家设置了可征税收的界限，另一方面不断向国家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最终导致国家这只“野兽”因严重负债而被饿死。在施特雷克看来，危机就是资本主义报复国家的化倾向的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国家被驯化为受资本支配的政治机器。所以，施特雷克那些乐观主义观点“忽视了资本主义非常局限的、几乎只在严格和有效管制下才有的兼容性。因此结构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以这样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其结果在2008年以来尤为明显”。在另一篇文章中，施特雷克指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隐含了遏制的基因：从20 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到80年代公共财政赤字的增长，再到90年代及至21 世纪的金融去管制化政策。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金融去管制化并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内容，而且是一种暂时满足社会的需求和资本利润的经济需求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国家的再分配冲突也从劳动市场、劳资关系领域，发展到家庭信贷领域，最后演化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斗争。在此过程中，资本越来越远离意愿的制约，成为不可控的东西。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制的政治经济风险空前提高，这将对构成政治之条件的社会融合和发达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体制融洽产生。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变幻经济策略来社会的幻象，但每次升级变幻都加重了维持幻象的成本，都使得下一步的维持更为主义化。
近3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表现，揭露了资本与是如何试图按反的方向发展而展开竞争的。根据新主义复兴经济的方案，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的增长将为的巩固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正如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所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体制公然倒退的可能性。”“人们对处理经济问题效能的信心普遍下降，对危机的权威解决方案的增加，不仅在精英间是如此，在一般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新主义试图，经济糟糕的原因在于各种市场机制的机构与政策遏制了资本活力，而的生活水准会随着资本利益的增长而“涓滴”式改善。现在来看，这种论调遭受普遍质疑。新主义了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受到，的福祉大幅下降。离开了的改善，的实质内容也被掏空。关于这一点，鲁伊斯佩雷拉等人早就言明：“只要遵从新主义的，结果必定是经济上的滞胀、贫困人口的增加、政治上的不满以及衰弱的体制。”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前两次危机都为资本接受提供了契机，2008年以来的此次危机是否同样如此？诺尔曼伯恩鲍姆认为，至少从欧洲当前的形势来看，应对危机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伯恩鲍姆那种主张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简化为要求再分配的，社会党和工会力量了战后以来形成的对资方的抵制能力。在现在的欧洲，即便是危机引起了的不满，社会党和工会力量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活动，社会在与资本主义的中被了，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理论武装。与中右翼政党成功吸引了选民的注意力并赚取了选民的选票相比，左翼政党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和程度上获得了支持，他们内部已经分化，未能提出替代性，最后导致左翼政党的集体失语。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了社会，欧洲人民对的失望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所引致的危机的最严重后果。当然，杰瑞哈里斯认为，的未来并非如此糟糕。他指出，的衰退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跨国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它的雄心壮志试图将经济关系上升为组织人类社会的核心。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的矛盾性，出在于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调节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冲突的制度，这首先要求实现社会所有的企业制度和经济，再者要促进经济和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与制度构成一种深刻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根据以上的文献梳理，关于资本与关系的三种认识维度刻画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的现代化理论依据经验，描绘了制度在资本主义条件成发展的宏观历史过程，将资产阶级的成长视为推动进步的社会结构动力。这种“和谐论”叙事随着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性反思而受到质疑。促进这种转变的力量部分地来自于化研究范式的调整，即行动者中心主义的博弈论范式超越了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主义思维，细致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相互适应以寻求基本的过程以及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境下资本应对压力的策略性问题，从而突破了的现代化理论的单向线性思维。即便如此，行动者中心主义的博弈论范式仍然将视为一种达成制度均衡的状态，低估了资本对的能力。在系统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政治因素的基础上，资本与的敌对关系近年来不断被出来，并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时期表现出新的特点，是导致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衰落的重要原因。系统梳理与分析资本与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于机制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对话语体系中的知识体系的“祛魅”，也有助于从本国经验和现实政治经济条件出发构建合适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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