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达500余篇，出版著作20多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5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20余项。
“供给侧”、“结构性”，这是最近的高频热词。2015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
当前为何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这一新提法有何政策含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发力点在哪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推动这一如何减少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上海如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上做得更好？
增速换挡，这个提法也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要经历经济增速的自然调整下降；但这是有个过程的。而我国经济增速近几年从两位数快速下滑到2015年的6.9%，目前看来2016年经济还处在下行压力中，经济增速下降速度太快了，至少不是正常的增速换挡。
19日公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尽管去年第四季度基本面出现了增长亮色，但其强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明显反弹，2015年P增速为6.9%，这是1990年以来我国P增速首次跌破7%。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正是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态势的一种判断。”周振华解释，2015年全年始终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这样的情况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不常出现的。
正是因为如此，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学界、商界存在着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是在“增速换挡”。
“虽然经济增速下行、物价水平下降、企业效益下降等指标都是通缩的特征；但消费需求增长仍然正常，并没有呈现明显萎缩，而且社会上的流动性也没有表现出通缩中的特征。”
“增速换挡，这个提法也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要经历经济增速的自然调整下降；但这是有个过程的。而我国经济增速近几年从两位数快速下滑到2015年的6.9%，目前看来2016年经济还处在下行压力中，经济增速下降速度太快了，至少不是正常的增速换挡。此外，导致增速换挡的重点拐点，比如人口红利拐点、劳动参与率拐点，也不是现在就到的。因此，用增速换挡来解释当前经济形势也是解释不通的。”
周振华判断，当前经济增速下滑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问题。“过去，我们也提结构性矛盾，是指投资与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产业部门结构、地区差异等问题。现在我们说的结构性矛盾与过去有所不同。”
比如，一方面，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明显感觉流动性不足，融资难，借贷成本较高；而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里流动性又过多，也很活跃。这就是“资金错配”的问题，资本没有流动到应该流动的实体经济去，而在实体经济之外打转。
又如，一方面，出现产能过剩及大量库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个短缺也很复杂，是一种层次性短缺。现在很多人出境购物或者通过网络进行海淘，包括母婴产品，甚至大米豆油等，这些产品我们国内都能生产，但很多人还是要从国外买，原因在于国内提供的这些产品在层次与品质上与国外不同，这就是一种“要素错配”的现象。
还有，现在短线操作或叫追求短期收益的操作行为很多，但对于一些投资周期稍微长一点、收益周期稍微长一点，感兴趣的资本就很少。这反映的是“预期错配”的问题。按道理说，如果短期与中长期预期比较稳定的话，会有短期与中长期资源的合理配置，但现在预期不稳定，就产生了追求短期投入或者效益的现象。
“采取总量需求侧管理就是采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目标是解决通缩问题，通过增加投资及其产生的投资乘数效应，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以弥补总需求不足。采取供给侧总量管理，可以采用美国总统里根曾推行过的供给学派政策，目标是解决滞涨问题。但对于结构性矛盾，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来加以解决。”
当前有一种观点，将供给侧结构性，简单理解为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过的供给学派政策，并认为应该效仿里根当时的做法，大力推行减税与私有化。
对此，周振华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经历的是滞涨，里根的政策侧重在刺激总供给，通过减税与私有化等手段，一方面能刺激企业投资，激发出投资的活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总供给，也可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是解决总供给不足问题，而是要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有一种观点，将供给侧结构性，简单理解为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过的供给学派政策，并认为应该效仿里根当时的做法，大力推行减税与私有化。
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任务十分繁重，主要做好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也被解读为供给侧结构性的五个重要方面。
产能过剩的载体主要是僵尸企业。所谓僵尸企业，一般存在于国企中，它们长期受到，缺少市场竞争，尽管已经无法产生效益，但在得到背书后它们仍能继续得到贷款，用贷款来发放工资、利息，久而久之这些企业便形成僵尸状态。去产能，意味着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解决僵尸企业。不解决僵尸企业，市场无法出清，也就无法真正去产能。解决僵尸企业，实际上是按照市场竞争规则，取消任何非市场的，真正体现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僵尸企业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看做中国经济的拖累。不久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罗伯特·恩格尔到访上海，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非常有效地分配资本，资本无法优先分配给最具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公司，而是被掌握在了很多生产力不那么高，主要是“僵尸化”的企业中，并由此可能对金融机构的稳定构成。他甚至预测，中国并不会像欧美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将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缓慢，而背后的推手就是大量的僵尸企业。
周振华表示，解决僵尸企业，既不能手软，也要稳妥。由于这里有许多沉淀成本，会带来许多摩擦，最大问题可能是失业。要有稳妥的方案，保障员工顺利与转岗到其他岗位。在这背后，要做一系列培训、提供工作岗位等措施。
一提到去库存，很多人认为，现在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太多，要去库存。水泥、钢铁等原材料库存是很多，但通过经济周期变动，是可以出需求的，此外开拓其他新的用途、用替代方式也可以消化这些库存。比如、钢铁、水泥多了，造、造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我们要建设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等，都是需要水泥、钢材的。还可以开辟新的、有真正社会需求的投资渠道，包括环保、教育、养老领域的投资，都可以带动原来库存的消化。
在他看来，现在最大的库存是房地产。要去房地产库存：一是通过促进住房消费，一些二三线城市、很多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很大，通过消费拉动比较难；二是部分库存可以，如原来是商务楼，可以改变用途，变成创业空间、养老院与护理院、文化创意中心等新的投资途径，但很多房型是固定，完全改作他用，难度也比较大。
在结构性矛盾中，如虚拟经济、房地产的膨胀，都是杠杆在起作用，一些杠杆起到扭曲结构的负效应。因此去杠杆与去产能也是联系在一起。去杠杆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助推虚假繁荣、无序扩张的杠杆要取消、整治，而有些杠杆要调整或者要有新的杠杆替代。经济运行中，杠杆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要规范，要有监管，要把握“度”。比如，对地方融资平台要清理，但同时要开拓另外一些融资途径，如地方债券与企券等，替代原来不规范的融资杠杆。第四，降成本。
降成本是与提供有效供给相互联系的。一旦成本高企，企业利润空间就被压缩，所以要降低成本，特别是要降低交易成本。
“这个补短板，不是过去讲的因部门短缺而进行的补短板，现在经济结构中的短缺是层次性短缺，主要是高层次短缺。要弥补这种短缺可能需要整个产业链一起补短板，而不是过去那种某个产业部门补短板就可以解决。”周振华说，前面提到的海淘、境外购物，就是当前层次性短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境外购买的日用品，其层次与品质高，不仅是工艺精湛，而且也与所用材料有关。因此我们要补这个短板，就不仅是生产这类日用品的部门，而是与提供原材的上游产业部门都有关系。因此补短板可能要上游就开始了，要提高上游部门生产产品的层次与质量，然后是生产部门改进生产工艺等等，整个产业链有系统、有关联地进行科技创新，最终将整个产业链的品质提升上去。
此外，除了商品的短缺，当前服务的短缺更加严重。“互联网+”更多是解决消费者服务问题，就是扩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了消费者服务的供给，但涉及生产者的服务短缺还很大。
解决僵尸企业，既不能手软，也要稳妥。由于这里有许多沉淀成本，会带来许多摩擦，最大问题可能是失业。
过剩可能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像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失灵引发的过剩，而我们的产能过剩，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这么严重，恐怕不是用市场失灵就能够解释的。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重点任务不是单独分开的，而是五位一体。”周振华指出其中的辩证关系，五个重点任务有加有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要素流出要有去向，补的部分就需要这些要素流入。
在“去”的过程中，资金与劳动力等要素的转移与流动会产生比较大的摩擦。如，劳动力的流动，就涉及一个技能的问题。劳动力流动到新部门，要适应新部门技能要求，就需要进行培训；设备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就更难，有些通用设备可以转移到新部门，但有些是专用设备，直接转移过去新部门也无法使用，就要探索其他方式进行转移。
在周振华看来，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很多，但背后的病根都是体制机制问题，都要依靠创新来化解。
“五大重点任务是结构性地培养新增长点、增加有效供给，这是一场结构性，而不是结构性调整。因为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通常会促使资源在不同部门与领域之间流动，尽管也会有市场失灵，但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背后，实质上是体制机制的问题，阻碍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不同部门与领域之间的流动和配置，逐渐累积形成严重性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不是给出一些一般性的政策，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为何会有大量过剩产能？”周振华反问，过剩可能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像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失灵引发的过剩，而我们的产能过剩，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这么严重，恐怕不是用市场失灵就能够解释的。其中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冲动，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冲动，一哄而上，出现大量重复建设。
还有，一说要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各地有条件没条件、有优势没优势全都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短期内就造成了过剩现象，这背后也是体制机制问题。
又如，现在都说成本高，其实主要是交易成本高，包括融资成本高、准入成本高、信息成本高、成本高。这背后是金融体制问题、市场准入体制问题、信息透明度问题、信用体系问题、产权问题。
再如，在补短板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但有效供给却出不来。这既有技术问题，又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些部门还处在垄断地位，缺乏有效竞争，就难以形成有效供给。现在传统服务很多，但高端服务相对短缺，尤其是教育、医疗等高端服务。短缺原因就是，服务领域度还不够、进入门槛太高，没有引入充分市场竞争。
“上述问题表面看都是经济问题，但背后却是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只有通过。如，去产能、去库存，不应依靠过去那种‘关、停、并、转’的行政性手段，而要依靠市场力量，通过发挥市场性作用，进行市场并购、资产重组，让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周振华强调说，去产能，不是简单消灭产能，也可以通过提高产能能级来实现，即提升技术含量，减少、去掉那些低效产能，变为高效产能。还有一部分产能，可以通过“走出去”“一带一”建设等输出转移。简而言之，去产能，一是转移，二是提升，但两种途径肯定都是通过市场导向、市场手段实现。
周振华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上海就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背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就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线，明确了减少“四个依赖”（即减少对重化工业增长的依赖、减少对房地产业发展的依赖、减少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减少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同时积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说，上海在“十二五”期间进行的努力，与现在供给侧结构性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现在上海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上，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梳理，抓落实，抓推进。更多要做的是补短板。更多地要考虑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特别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大健康、文化创意、环保等方面，要大力发展，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角度上看，这些都是短板。
在降成本方面，要看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无论是商务还是人力成本的上升，都不应该人为去，而是要让市场本身来为其定价。但有一些成本是需要降低的，比如，各种非市场的、行政性手段造成的交易成本是应该降低的。可以通过更好地增加透明度、建立与完善信息体系、实行商事制度，实行“先照后证”等，同时结合自贸区制度创新试验与推广复制一些，以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市场秩序等。
如，建设用地减量化是去产能的重要方面，那么上海可以在已有土地上做文章。原来的工业园区有些产能低效，可以通过二次开发，提升园区品质；随着郊区新城的建设，镇一级无论是空间布局还是经济活力与实力都相对比较薄弱，可以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进行调结构；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也是调存量的一种方式，等等。
上海在供给侧结构性中还有一项很重要任务，就是制造业的升级，特别在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智能制造方面的升级，因为这将是上海在实现我国工业化和制造业强国中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如何在这方面实现新突破，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