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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历史地理”:结合历史地理与千年客家移民史的可能性

※发布时间:2018-7-31 0:58:34   ※发布作者:小编   ※出自何处: 

  摘要:自罗香林以降乃至近廿余年来,两岸学界关于客家源流与区域历史的看法,乃至客家历史文化的区城异同处,仍难免有不同论点。加之近廿余年来,学界对客家历史研究的区域范畴也逐渐精细化到县市、乡村做更细部的区域研究,则或许结合历史地理、历史人类学、经济史等相关学科做广义的“客家历史地理”方式,逐渐将客家人所在地区各县市、乡村慢慢深化研究,最后再进行求同存异的学术对话,则或能对唐宋变迁千年以来整个客家移民南迁到客家大本营后,又陆续迁移至各地之历史过程,以及不同地区的客家历史,做更进一步完整性的历史解释。

  历史地理学在是学科专业;在,历史地理学则分属历史与地理两学门。历史地理学在多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包含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等细部专业,也有沿袭国史上历史人文地理与沿革地理学,并继承清据详证之传统学风,至时期由顾颉刚、谭其骧、张其昀等诸位学界前辈之鼓吹,从此历史地理学在渐演变成现今专业学科。

  在方面,光复后的历史地理学,大体上在地理学门中多着重于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学门多重视在历史上一中人群的古今变迁。不过方面史、地两学门间,对历史地理学倒也没绝对分野。

  是否可将历史地理学之法结合千年客家移民史实,做更细部的“客家历史地理学”方式之研究?其实“客家历史地理学”方法上也可指藉区域史、地域史之方法来研究客家历史,而现今在研究客家历史方法上也逐渐出现结合历史人类学乃至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一区一地的客家历史,故此处将之加符号称为“客家历史地理学“,以示不敢掠既有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之严谨扎实,而又希望在研究方法上能抛砖引玉所提出的一新小见。

  在的历史学方面,也早有不少前辈研究客家历史且丰硕。而在地理学门的历史地理学方面对客家之研究,客家籍的潘朝阳,与非客家籍的施添福、施雅轩等皆有丰厚论著。近廿余年问,海峡两岸各地在客家历史研究中,无论在客家源流史或历史地理学或区域史、地域史的深化,乃至结合历史人类学等他学科之法以治史,都有卓越的研究成绩,尤其在方面。故是否可以“客家历史地理学”之法,观察千年客家移民史的大方向,首先先对近廿余年关于客家历史的重要著作做一研究回顾。

  近廿余年间,客家方面历史学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得到崭新发展,科研丰富。除前引相关论著外,又可见研究客家源流问题方面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期,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与《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为研究客家历史的开山经典之作,其藉所搜罗之客家各家族姓氏族谱,论证客家人乃中原世族,并经五次大迁徙南下。尔后相关客家研究,曾数十年出现停顿,无论两岸三地,似乎都不太重视客家源流与文化的讨论,这期间的后期,方面曾出现陈运栋之著作,观点也继承罗氏脉络加以论述。

  约自20世纪80、90年代中起,以学者为主的学界对客家源流纷纷有不同看法。如陈支平搜罗福建地区族谱,发现以罗香林的方法也可见福建省非客家之汉人族谱也同样可祖溯中原,进而学者们开始质疑族谱本身可信度有局限性,甚至怀疑罗氏以往也难逃此方的局限而不可信。如,房学嘉便认为客家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混和古代百越或畲族的汉化,所谓族谱中追及中原世族,概是当地少数民族汉化后的后人所攀附。客家籍语言学者罗肇锦也认为客家人应该是侗傣语族或畲人“汉语化”后的民族。但也是客籍语言学家的张光宇则认为,客家话该是中原偏西北的“司豫移民”带来中古时期中原司、豫一带古代汉语方言南下移民的结果。历史学家谢重光则认为,虽然历史上客家人不可否认地与当地土著有密切接触,但其客家源流文化主体还是唐宋时期南下的北方汉人移民所带来。则认为该把目前客家大本营的赣南、粤东、闽西,都当成是历史上的“空间容器”,任何历史文化因子进人这空间容器内,才形塑出现有的“客家文化”,所以王氏认为要如何界定客家,还是应该回归实质条件,就是住在这个以“赣南、粤东、闽西”空间地区内“讲客语”的人为主。¨而本是研究外交史出身的历史学者马来西亚客家人梁肇廷(LeongSow—Theng),其晚年曾藉由G.wiuSkinner的“中地理论”与“区域循环发展论”为方法,提出历史上中国的区域发展周期和土客冲突间之关系,形成原乡的客家族群意识,以英文完成“MigrationandEth.nicityinChineseHistory:Hakkas,Pengmin,andTheirNeighbors”一书,并在1997年出版。然此英文书出版时梁氏已过世,乃由G.WilliamSkiner等师友为其出版之遗著。此书之中译版《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们》则在2013年,由冷剑波、周云水等学者联手翻译出版;而、孙业山的中译本《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也于2015年在出版。

  与梁肇廷之二书之方法实已近“客家历史地理学”,其研究焦点则主要是放在明清时期的闽粤赣客家地区。又历史地理学者吴松弟与周振鹤也曾先后撰写《客家南宋源流说》与《客家源流异说》等文。前文认为客家大体是形成于南宋时期;后文则认为要谈客家源流与移民史,应当注视到唐末黄巢事件战乱下汉量南迁的该次移民潮,也当是客家数次迁移史中的一次大迁徙潮。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客家源流史大体不出“唐宋变迁”之际,其距今已约有千年历史,此论亦能呼应汉语方言学者多认为客、赣方言的原型——亦即“原始客赣方言”,是约形成“唐宋变迁”之际。

  延续此学术发展脉络下,苗栗客家人汤锦台于2010年出版《千年客家》一书。本书将客家历史研究时间断限拉大到唐宋之际的“唐宋变迁”时期,而空间论述上亦随着客家族群往海外的移民,从中国论述到与东南亚乃至美洲的客家人。

  又在这廿几年间,方面对客家历史研究亦逐渐出现地区方面的深化,兹略举带有接近“客家历史地理学”或区域史之法,以研究客家历史的学术如下。

  在专著或博硕士论文方面,周雪香《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虽以经济史为基础来研究客家历史,但其焦点放在闽粤边客家地区,故亦具客家区域史色彩。该书第一章名为《闽粤边客家地区的区域背景与早期开发》,时间断限上至先秦、秦汉时期汉人未移入此区之民族构成,与唐宋时期汉人移人后的户口变迁。本书主要时间焦点则在明清时期,因本区域开发成熟、经济发展后使社会变迁与文教发展,孕育了本地汉人客家民系之重儒教。

  王仁杰《宋元之际东南地区移民研究》是2004年博士论文,乃为研究宋元之际包含客家等东南地区各民系的移民史之力作。王氏此文认为13世纪中叶的宋元战争历时40余年惨烈,激起南宋文天祥、陆秀夫等士人、军民百姓强烈。宋元战争也南南地区人民大规模南迁,其中有些深藏山林继续与元军,也有些举家南向开山打林辟田深耘。王仁杰指出这些南迁之移民,同时也带来江南地区原有先进生产技术,更进一步影响对东南地区的开发,也促进了客家民系进一步在东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生根繁衍。

  于少海《经济与社会:明清赣南社会经济的动态考察》亦是2004年博士论文,与前举王仁杰文两者放在客家历史研究脉络下,皆具学术指标意义。于氏此文是将研究区域放在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原有千余年以降客赣移民,在明清的赣州一带也逐渐演化为本地住民,但当时又出现数波迁徙入赣州的新移民潮,也反映出学者所称迁徙回赣的“新客”与赣州当地“老客”的土客族群问题引。而明清两朝力量透过当地族组织,对各种不稳定流民团体,做了数次与社会秩序的整合。

  又邹春生、靳阳春则在近年分别完成其博论大作《王化和儒化:9一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邹春生一文认为9—18世纪中原王朝和文化,对赣闽粤边区、社会变迁与文化,都有所作用。譬如国家在此区增设新州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当本区出现地方时,予以加强征剿的“王化”之道;平时,则以宋学的思想教育当地百姓,最后也使当地客家民系逐渐将之内化为“儒化”、“以儒为”的客家文化核心内涵,而邹氏此文,也很重视田野调查所得资料,与历史文献相互考证。又作者也已将此论文修改出版为专书《文化与族群整合: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成》。黄菊事件内幕

  靳阳春之文则针对汀州府地区进行研究,主要是以经济史的角度,认为唐宋以前,汀州府一带始终处于国家扩展的边区,直到唐宋之际,汀州府地区才逐渐为汉人开发。作者也指出,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是汀州第一次出现大批北方移民进入的时期,两宋之际的汀州则出现第二次大批北方移民潮,使交通网络展开,经济亦起飞,客家民系也在此区逐步出现萌芽发展。作者也已修改出版为专书《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

  此二书对读,可对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客家民系形成历史过程,有更进一步多元性的深刻认识。

  又包国滔《宋元明时期归善县民族融合与社会变迁》,则将区域研究范畴精细到一个县级单位,即广东省惠州府“附郭县”归善县,该县即今惠州市区。作者认为古归善县在宋以前,向为越、俚等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少数民族“汉化”速率仍缓慢,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到宋元时期汉移民浪潮一波波来此地,优势的汉文化逐渐使此县民风发生重大改变,呈现以汉人为主体,间有少数民族的多元局面。到了明代,少数民族中的瑶族等民族逐渐融于汉文化中。但此际的汉人与畲族关系,仍互为二元性,双方有时冲突,有时又共同合作对抗朝廷。到了明中后期,汉人中的客家民系又大规模进入当时主要以广府系文化为主的归善县,于是发生的“土、客之争”,可被视为广府、客家两股汉人民系文化的碰撞冲突与日后融合。包氏此文在博士论文高度上,将客家历史的区域研究范畴精细到一个县份,做精细详实的历史研究,已具有整个学术发展脉络上的宏观性。

  而肖文评近年所著《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一书,更将研究地域范畴精细到一个客家乡村“白堠”,以出版专书之高度,同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学的扎实考论。具有人类学“共时性”与历史的“历时性”。若放在“客家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相当精细扎实。

  至于在期刊论文研究上,具有“客家历史地理学”色彩的客家历史相关研究,在方面更是浩繁,限于篇幅,兹只能举以下数例。

  蔡驎《历史上汀江流域的地理: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考察》一文,是针对汀江流域地理与客家文化形成的自然背景原因做一考察。学界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这是因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地域地理闭塞才较容易形成客家民系文化。但作者此文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的交通条件其实并不闭塞,还是铜铁、林木、烟草等的重要产地,产物势必向外卖出,故有其历史交通条件,是故作者认为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之形成,与地理闭塞与否,并无绝对关系。又谢莉、冯亚芬《福建土楼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一文,则是对福建土楼所分布的历史地理做一观察,认为由于古代闽西山区复杂的地理阻隔,和客家移民向来恪守祖先文化遗风,使福建土楼得以大量保存至今。又有钱伟《浅析地理对客家民系文化性格的影响》则认为客家人文化性格特点与当地的地理有关系。

  谢重光《客家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及其在地区的承传》则认为客家人崇文重教风气与客家人所处的地理及传统经济结构,有相互的历史影响关系。作者认为大体在明中叶以后,赣闽粤边各客家地区都先后汉文化的历史过程,故客家地区自此时始有崇文重教风气。到了明清之际,客家人又从闽粤原乡移居地区,亦将这个文化传统带到,因而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在依然有很好的传承。又谢氏另文《明代湘赣闽粤边的社会与畲民汉化》则认为明初的湘赣闽粤边区还是多民族杂居,当时当地因深山纵谷的地理,致使交通不便且经济落后,也导致当地充满社会矛盾,使当地发生过数次规模庞大的。明代朝廷对此区则采取加强与剿抚并行,逐渐绥靖此地区的社会秩序,亦使优势汉文化藉以至此地区,此文并将焦点放在当地畲民汉化之历史过程做一讨论。

  宋德剑《历史上梅州山区的开发:地名学的视野》一文则是对粤东梅州山区历史开发过程,做一地名学视野角度考究。作者认为地名往往带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较能完整保留命名当时所反映的当地文化内涵,故以粤东北山区梅州乡村地名为解读对象,探讨地名与生态、山区开发,或地名与族群关系,地名与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关系,做一基础踏实的历史考证功夫。宋氏另文《从地域空间、族群接触看围龙屋与土楼、围屋的生成》则是对粤东围龙屋与福建土楼与赣州围屋等三种不同风格的客家建筑,做历史人类学田野考察研究,认为客家地区建筑的标准形式理应是堂屋式结构建筑,而围屋、土楼、围龙屋,俱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空间,与不同的他族群接触经验下,在堂屋式建筑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建筑形式。

  冷剑波《清代陆丰籍客家人迁台考》一文,则对原籍广东陆丰籍的客家人——在俗称“海陆客家人”做一研究,作者本身在广东省海陆丰地区已有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与收集到的民间文献,并佐以历史文献,对清代陆丰客家人迁徙——主要是迁徙到的新竹地区做一研究。

  陈春声与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之历史影响》一文,则是认为明清之际的16和17两个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关键性转折期。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中,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使此地长期。如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潮州府新设6县,都是“夷盗窟、辟草莱而邑之”所设的军事性质浓厚的新县。在这大时代下,导致韩江流域乡村聚落形态,也出现明显产生“军事化趋势”,此时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到了清初“迁海政策”时,又对韩江流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尔后“复界”时又造成此地方社会原本长达一百多年的海盗和豪强的力量不再活跃,乡村军事设施组织重要性也远不及明末,“复界”后的乡村社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故此文地域范畴也精细到探讨韩江流域地区,考论本区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地方社会大,正是在“复界”后趋向终结,也导致当地产生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与族性的祠堂、尝产和族谱等相对地普遍出现等现象。

  综观近廿几年来客家历史相关研究,特别在方面,数量丰硕,且研究方法上也越发结合历史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之方法,来做一区一地的客家历史研究。这方面,在的客家历史或地域史研究,则较早精细化。此外,客家历史研究方面逐渐也将研究区域之范畴,从一江之流域再逐渐精细到县份、乡村,地域虽逐步缩小却更有扎实之趋势,此或受到人类学等相关研究风气影响。

  若“客家历史地理学”能结合相关学科既有方法广纳百川,详实地做各地区客家历史研究,似为可行之道。然亦不可受“地理决”或“刻板印象”式主观影响,而是详实地做历史上“人与地间相互关系”之考论,观察人群进入一时一地后的历史变化。

  然则,从唐宋变迁以降千年,今日可如何尝试结合“客家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整合方法,做千年客家移民史与客家源流史之研究?似乎可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距今时间越久远,以“客家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整合方法研究客家移民史,则研究地域对象的范围可越大些;但时间越趋近世近现代,则可逐步精细到客家地区的县、乡村之历史研究,做扎实的调查与考论。这方面,在客家历史研究方面,已行之有年,亦未来整体客家研究工作,可以是在方法上随千年以来客家人南下移民潮线地区,针对不同时期,选择不同区域,先做“客家历史地理学”性的小区域研究。此外,亦可结合学界对其他非客家地区乃至外国史的乡村城镇史之相关研究,来对客家地区历史先做更细部之区域研究。

  第二,若要以此方法逐步研究客家地区内部各小区域,到再进一步综论千年客家移民史与客家源流史,不可能以一本专书即可成就,而可能需要先有计划地结合众人之力,以编“系列丛书”之方式开始做起,才可能基于对不同客家地区的县、乡村之历史研究后,再相互地做客家地域史之对话,让客家历史论述更加全面。不过这也很可能要耗费一些研究时间,才能积累出丰硕研究,并相互对话以求同存异。

  第三,但在这大计划尚未完成前,整体的两岸各地客家文化史一衣带水的综论性史观研究,现实上仍是不可偏废。

  如此,一方面持续做整体客家历史文化综论性研究,另方面也可开始逐步做更细致的客家地区内不同县市乡村之小区域历史研究,以待将来更能做客家地区不同县市乡村间之历史研究相互对话,再求之大同,盼终有可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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