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涵结婚
1984年的12月31日，当天的日报第二版左下角刊发了一则很不起眼的消息：《“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标题加正文一共只有134字。此后的几年间，这所由大学教授汤一介担任创院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团体之一。中国文化书院汇集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庞朴等学者，高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大旗，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2018年10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第四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以“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为题，讲述了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在书院肇建、学术活动、文化以及危机关口的思考与实践。著名学者陈方正、刘梦溪、梁治平、余世存共同参与讨论，重温中国文化书院的历史与价值，评述汤一介先生这位温和而坚定的“文化英雄”。
陈越光，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什么是历史？历史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经验，那是因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故事，而且是可以在今天的中复活的过去。这才叫历史。历史人物为什么能我们？不仅因为他们高大，而且因为他们亲切。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脚上有泥土、身上有伤痕、心里有遗憾。而他们正是在这一切展现了他们特有的天赋、勤奋、挚爱和勇敢。所以他们能我们，能鼓励我们，能引导我们。”
陈越光的主旨从这段话开始。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亲历者，陈越光担任过“未来”丛书和副主编，也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建设。他新近出版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翔实而的梳理。他在自序中坦陈，自己倾注多年心力，整理数千份档案资料和众多参与者、者的书信回忆，不只是为了做“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也希望为一个大时代做“场记”。
陈越光从四个方面回顾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创建与发展的历史：开办文化讲习班、举行学术会议、编撰学术书刊，以及自身的团队阵容。现场，随着屏幕上闪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三十多年前中国文化书院引领潮头、轰轰烈烈的盛况依次重现：
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举行第一期讲习班，首位开讲的导师，是92岁的梁漱溟先生。的主题是“以物驭人的文化将会让位于以人驭物的东方文化”，面对挤满会场的200多名，梁漱溟先生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说：讲课者站立讲课，这是规矩。
1985到1986两年，中国文化书院先后举办了十二期讲习班，七八十场讲座，尽管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有限，但几乎全国每个省市都有学者和参加，很多不远万里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特别是1987年开办的中外比较文化函授班，竟吸引了来自全国近三十个省市12000多名注册，足见其影响力之广，力之强。陈越光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和那一群文化导师，其实要完成的是“一个时代的补课”。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开始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不仅是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团体，在内部结构上也特别强调老中青代际传承。书院的最早提议者是六位40后和50后年轻人，执行力强；“创院五老”为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有号召之功；而汤一介、庞朴等中间一代学者，则作为书院中枢，负责沟通上下与内外。
在谈到对汤一介先生的评价时，陈越光同样提出了四个维度：教学工作、学术著述、社会事业、编撰出版，这四个维度与评价中国文化书院的四个方面密切相关。
汤一介对中国文化书院意味着什么？陈越光说，汤一介为中国文化书院事业付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黄金时间”，视其为值得全心尽力的“自己的事业”。秉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一介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定海神针”和代表符号，是中枢之轴和。
中国文化书院对汤一介又意味着什么？陈越光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补全了汤一介人生中的“事功”方面，延续了其家族的传统。以中国文化书院为平台所开展的众多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也为他奠定了从北大名教授到学界的基础。其学术思想的演变也深受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比如帮助乐黛云先生设计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九十年代末提出一系列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思考，为跨文化学在中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我从1987年开始认识汤先生，后来走得非常近，都没有见过他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时候，他总是温文尔雅，谦逊随和。甚至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却说算了算了。《论语》中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汤一介先生可以说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和’。”
陈越光这样描述汤一介先生，但话锋一转，认为汤一介的身上，还有一种英雄主义。他坚守书院传统在“骨气”二字，即使书院危机，他仍然“价值可以转让，但不可转让”。虽然后来中国文化书院逐渐淡出视线，但他念念不忘要由书院创办一所小而精的民办综合性大学，并为此做了完整的设计，并亲手设计方案，作为档案存档，因为这是他的梦想，他希望梦想成真，即使不能成功，自己也尽力了。
“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被平庸就地消化了。而那些当时没有成功的崇高目标，却像远方的灯塔一样，着后来人。那些超越了成功与失败的目标，既然以历史的名义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可以成就一段可以后人的历史。我在几个场合反复说，每当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在我眼前出现的都是汤一介，都是汤一介那种不需要以成功作为背书、作为接力，不需要以外在给予的那些东西作为台阶，所谓生活而毅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陈越光说。
担任本期讲座讨论人的陈方正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重要者，现为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作为过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发展的“老朋友”，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著名学者陈方正回忆了自己与汤一介先生及中国文化书院的交往，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非常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建立起了一个传统。虽然今天的中国文化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并未结束，它的影响力反而刚刚开始，因为历史能够继续影响后人。
“历史结束以后，继续塑造着传统，继续影响着后人。这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上一个迷人之处，也是其吊诡之处。一切发生的事情，跟今天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也跟三十年前的事情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还脱不了与两三千年发生的事情的关系。这就是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特点，它有一个短程的重要性，可还有一个长程的、继续不断的重要性。”
陈方正说，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文化，好像就是谈一个已完成的东西，唐诗宋词、敦煌壁画，似乎都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一直在发展，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改变、去创造，去将它推向一个有生命活力、不断发展的方向。中国文化书院有一股“气”还在着人们，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做了一件事情，在人类整个的文明里或许很微渺，但只要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只要这股“气”汇到了大流里面，就会留存下来影响后人。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努力中，有更多的是朝外的，朝向的，但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了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向外面学习的一种动力，也有面向未来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今天的社会，能够看到很多可以体现出中国文化书院开花结果的东西，比如民办教育已经非常普遍，各地还出现了各种书院。”同为本期讲座的讨论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余世存说，自己作为相对年轻的学人，对当年梦想、为文化复兴事业付出的老先生们充满，他们在晚年仍愿意发挥那一份光和热，很值得今天的去汲取。没有汤一介先生，中国文化书院不会发展得那么有声有色，这是一种文化英雄主义。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英雄，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个文化团队、一方文化事业，甚至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大的历史变革，都需要文化、思想为其做先行设计，或者在变革前后“背书”。
余世存表示，无论历史的车轮是否在正轨上行进，都需要“文化英雄”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当今时代，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做文化事业的人尤其值得，他们点点滴滴都是可以传之久远的。文化怎么繁荣，不是比课题，比“江河湖海”学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看有没有真正的“文化英雄”，有没有能实实在在的知识人。要走出焦虑，获得真正的愉悦，离不开文化的因素与力量。“只要文化的花果飘零不灭，就像目前的书院那样如繁星闪烁，我们就相信文化仍然会像满天星斗一样给我们安顿。”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先生深情讲述与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的多年情谊。
作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创院院长，著名文史学家刘梦溪先生与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着四十年的友谊。讨论环节上，他展示了自己四年前在《汤一介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学术所寄之人》，深情回忆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对他在情感上的关怀与学术上的激励。
刘梦溪说，看陈越光以史家手笔还原当年的人和事，恍如昨日。汤一介先生的学术功底与品质，体现了家学传统的重要性，不仅做事情“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而且不居功不掠美，是一个真正的仁厚学者，当得起“学者典范”，其风范值得我们来承继。另外，汤、乐夫妇的学问互补，也成为一种风范。汤一介先生的学问立足本土，但从不忘记与域外学术思想进行沟通，对其加以吸收；乐黛云先生精通英文，长期致力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大力跨文化沟通的。他们既夫唱妇随，又妇唱夫随；他们相濡以沫、始终不渝的爱情，不仅帮助彼此渡过人生困境，也增益了学者的人文与社会关怀。
本场讲座由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家梁治平主持。他表示，这是该研究院关于中国四十周年系列研讨的开端。讲座聚焦于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也是把聚焦点放在八十年代潮起潮落的弄潮儿这个群体身上。为什么中国文化书院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热”的一个标志和象征？其实关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其基本的主题就是要回答“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特别突出，我们需要知道潮流从何而起，流向何方，将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梁治平认为，文化英雄的与，需要一些载体传承，这个载体可以是研究，也可以是活动，而首先要有记忆。这个记忆不是个人在某个场合下的记忆，而是以一种公开的、的、公共的方式承继下来的记忆。这个记忆是有规则、有传统、有传承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都是这样的公共记忆。通过这种记忆，我们才可以把这种英雄主义传承下来。
据介绍，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2018年面向大众推出的重磅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的回归与重构。作为该院的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十六位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众多杰出人文学者，将在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卓识睿见。（融媒记者杜羽通讯员李志明、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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