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风雨，跋涉，终现学科模样。早期学人们，用不断的探索试图改变“旅游”没有“学”尴尬境地。其中六大师，在各个角度更是凭一己之力，奠定学科的血脉底色。
陈传康先生生于1931年，1953年毕业于大学地质地理系并留校任教。涉猎很广，多才多艺，有着广东才子特有的机敏灵气。
初期，很多学者都在寻找新的理论支点或者重新“”久违的知识谱系，陈传康就是其中一员。1980年，陈传康应邀在的一所院校讲授《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观赏原理》课程，得时代之先，引来关注。这也是他在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集中展示。同年，陈传康在《地理知识》上连续发表了《天然风景及其构景》、《建筑景观与旅游》、《园林建筑景观》三篇文章，较早地结合案例系统性阐释了他的理论框架。后来，他更是成为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的首任主任。据说，陈先生在1973年就开始提倡城市要结合着旅游地理进行研究，并且摸索着把风景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融会贯通、注重应用性，继母十七岁是陈传康切入旅游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径。后来，他也亲自参与一些城市的旅游开发。当然，带着定量研究的自然地理学的背景，陈传康系的研究范式，算是旅游学中相对严谨的。旅游学里多比较“活泛”，取一瓢清水，就能吟唱出沧浪之歌。正向来看，搞旅游研究的，适应能力强，学习融会水平高，借鉴吸纳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即使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形成成熟的研究规制，是缺点，也是优点。
不过，时，特别在早期，也有人陈传康“不务正业”、“旁门左道”。他一手开创的旅游地理学，确实在彼时的地理学界有着不小的争议。更何况，后来有一段时间，陈先生钻研起易学、风水研究。不过，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还是让他与迂腐的书斋学究有着天然的隔阂。
当然，有人更愿意将旅游学里地理血脉的“师”上溯到吴传钧那辈研究经济地理学的人里头，这就又在外围画了一个圈。如果真要这样画下去，换个维度解释胡焕庸线，胡老先生都可以供在旅游的码头上。
同时期，与陈传康都涉猎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也有几位老先生。至于为什么判断陈传康的旅游地理学最终形成了旅游学的一脉血液，关键是人家后继有人。如今学界爆得大名的“北吴南保”皆出自其门下。号称旅游规划半部“圣经”的《旅游规划原理》，足以让吴必虎奠定学界地位。在实践领域，吴必虎更是撑起了旅游规划界的小半壁江山。当然，保继刚目前在工程院院士的道上，也有不错的进展，（当然，我没把“反规划”舵手俞孔坚算在旅游学里）。陈传康的其他如蔡运龙、陈南江等，也多有建树。
申葆嘉先生生于1924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经济学，那个时候对经济学就有过系统学习。书生报国喜欢拿“笔如刀”说事，申先生做得很干脆，直接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的中国远征军。
1980年开始，申宝嘉进入南开大学，随后参与组建旅游系，成为旅游研究的一方重镇。申先生提倡多元视角，立足社会科学向、产经脉络里审视旅游业。他对于旅游的宏观运行和微观运行都有极强的洞悉力。治学思想上越老越解放，对晚辈后学多有提携督促之举。
申葆嘉两本书的学术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一本是《国外旅游研究进展》、一本是《旅游学原理》，尤其是后者对于旅游基本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引领作用。颐养后，只要学界有人去探访，申先生经常会问问人家对其《旅游学原理》的看法和意见，可见其本人也是十分在意的。
这些向度的研究也作为底色汇入到以马勇、谢彦君为代表的“教材大家”的叙述之中。如今，年轻一代能甘坐冷板凳搞基础理论研究的，已经少之又少了。水到渠成，2008年，申葆嘉获得了“中国旅游教育与研究终身成就”。
申先生的得意中就有现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的杜江博士。杜博士是南开旅游系的首位研究生，当年就是青年学者中的翘楚，后来还是南开旅游系主任，要不是从政，估计现在基本也就没“北吴南保”什么事了。
郭来喜先生生于1934年，曾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部和维多利亚大学中加高级管理研讨班，后来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再后来归口到1999年新整合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郭来喜先生不仅担任过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还在旅游规划上杀出了一条血，开创了旅游规划的一些原型模式。
郭氏在旅游学界特别是后来渐渐成型的旅游规划界，素以眼界广、反应快、创意多著称，强调规划独具新意和实操效果。当年，他本人就亲自主持过多个省级、市级旅游总规和详规。
其中，郭来喜1984年主持的《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被认为“我国第一个由专业学者完成的标准意义上的旅游规划。”
从历史阶段来看，在旅游规划由资源导向型转向市场导向型进程中，郭来喜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当下，不少“规划”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缺少了早期的那种大抱负和大担当，扯些似是而非的生命周期理论、门槛理论、社区理论。
郭来喜的高足不少都散落到旅游规划界，代表性门生非巅峰智业创始人莫属。郭先生对于这位高足也是喜爱有加，早年在私人场合和公开，经常引用、推介凝练出的“营销三十六计”，爱徒之情可见一斑。
其实，那一拨师都不枯燥，还是很有生活情调的。郭来喜对书画也情有独钟，而且在书画圈里还小有名气。
张广瑞先生生于1944年，1968年毕业于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据说早年还在旅行社做过涉外导游。
1981年，张广瑞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旅游研究。1984 年至1986年间曾在英国Surrey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并获得硕士研究生班资历，这进一步让他在“性”、“对比性”上比同期学人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即使研究中国旅游问题，张先生也是若隐若显地带着比较视野介入的。
后来，张广瑞在社科院里一手组建了旅游研究中心，并将团队打造成为一支重要研究力量，持之以恒的绿皮书系列也做出了学术影响力。
由于英语背景，张先生的研究显然是老一辈里最具国际视野的，也曾大力而深入地向国内引介欧美的旅游发展历史和现状。国际旅游发展趋势、世界旅游与旅馆发展史等方面，是张先生强项和独特优势。
从文章纹上看，张先生更擅长宏大叙述，立足点很高，而且整体透射能力、把握能力极强，肯定是下过苦功夫的。张先生的眼光独到、中外对比深厚、宏观判断以及推演上，非常具有洞察力。
刘德谦先生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82年，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当时还叫旅游学院）初建，刘德谦进入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主要做的还是旅游文化以及旅游文学的教学、研究。即使在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上，刘先生早期也较有建树。1983年，刘德谦写的《“端午”始源又一说》就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那段时间，刘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写不少类似的文章。
1987年开始， 刘德谦经年努力，一手将《旅游学刊》养大并且成为旅游学的栋梁，这是学界的一大幸事。一个学科（人文学科除外），没有一个院士来点缀，多少是撑不起门面的，要是再连本像样的核心期刊都没有，那就尴尬了。
就在那段时间，刘德谦的研究数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旅游发展战略、旅游学科建设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提携了一批年轻学者。
2000年，刘德谦退而不休，到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与张广瑞搭伴重新再出发。旅游学里的大家，都有超龄服役的特点。这一次，刘德谦视野更为开阔，有了系列研究，介入了不少重大热点旅游事件的争鸣之中，形成刘氏风格的一家之言。
刘先生写的关于旅游学科成熟标志、国家公园建设、休闲与旅游、一些特种旅游等都见其求变、求精的。老先生也参加了一些产业实践，主持了一些旅游规划。2015年，刘德谦获得了由《旅游学刊》授予的首届旅游研究终身成就，实至名归。
魏小安先生生于1952年，是那群开山师里的“年轻的老人”。1982年，魏小安毕业于经济学院经济系，之前还在砖厂、建筑锁厂干过。之后，他下海经过商，去过研究院。这些经历都让他带上了点江湖的侠气，自如游走在官产学之间。其实，魏先生这个人就很好玩，属于逍遥派，拿得起、放得下。
自八十年代起，魏小安就从事旅政管理工作，做过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旅行社饭店管理司司长、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等，虽然正值壮年，已经算是典型的“魏老司长”。那段时间，魏先生起草过当时不少重要的政策文件和等级标准，影响很大，有些到现在修修改改还在用。
在任时，魏小安的一些直击要害的发言极容易成为焦点；离任后，以专家身份，魏先生的讲话依然是焦点。 不说旅游政策方面，就从产业角度来看，他研究酒店，酒店系的认可；研究规划，规划派、景区系的人认可；再去研究营销、研究目的地，都成为不可忽视的声音。
至于具体的专著和文章，已经无需赘言了。时的大开大合、底蕴深厚、气定神闲，已经让魏先生在旅游论坛嘉宾阵容中排名前三。魏先生走过的千山万水，深入接触过的旅游问题，就是他成不可取代的历练。可以说，他用脚步丈量了中国的旅游版图。
当然，不是所有学院派的人都认可他，魏氏曾经张嘴就冒出找不到出处的数据，是最被一些年轻学人所诟病的。这一点，魏小安也曾打趣过。这就是他活得洒脱的地方：管你怎么看我，我完成了自己该说的、该做的。过完嘴瘾，拍走人，只是不知道魏氏现在的时候是否改掉了抽烟的习惯，毕竟禁烟令搁那呢。至于学术味是否就等于学究味，什么都来点数理模型、定量分析，那就要看打法和流派了。
至此，这些代表性师身上携带的地理学、经济学、外语、规划、中文、实践系等背景，有机而迅速地融入了旅游学科里。只是，旅游学里还有一脉血液，就是历史学，似乎离析出师级别人物并不容易。以后篇幅允许，可以展开写写每个师的事，有些往事还是很有意思的，也了旅游学科的筚蓝缕。（品橙旅游主笔 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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