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一生经历了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文化大交汇，社会处于激烈震荡、新旧杂陈、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处于这一时期、身居高位的张之洞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均参予其中，并且发挥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首领之一，是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创始人。他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实践家。是开创中国近代教育的教育家，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他创造了许多个中国之最，譬如：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第一个引进美国优良棉种，首创机器织布，创办多个专门学堂，开通商用电话等。对于他的业绩，开国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对于他的思想、学术，学界泰斗陈寅恪则如是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道出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认同，承认跳不出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研究张之洞即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从而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张之洞毕生追求中华民族的强盛、摆脱贫穷落后，致力于社会发展进步，有功于国家和民族。他在探索的道上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他的身上折射出历代中国优秀知识的品格。研究他的思想和业绩，能够给予我们诸多，使我们在继承、扬弃中找到发展创新中华文化的科学径。
张之洞既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又是摧毁封建王朝的撞钟人。正如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以南皮造楚材，满祚，实为不言之大家。”张之洞逝世后两年，武昌爆发辛亥首义，正是张之洞苦心编练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这之中也有安龙人王宪章先生的一份功劳。为什么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昌，并且取得成功？他的门人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说，“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振，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有知识思想，能了解之旨趣。又领导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料不及，而事相凑泊，种瓜得豆。”
近些年来，武汉和开展对张之洞的深入研究，尤以武汉为最，出版了许多部研究专著，拍摄了电视剧《总督张之洞》、排演了话剧《张之洞》。在武汉有多处纪念张之洞的建筑，有抱冰堂、风度楼、张公堤，黄石铁矿山有张之洞广场、有塑像，有张之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都建有张之洞纪念馆、有铜像、有资料。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冯天瑜教授出版专著《张之洞评传》。湖南作家唐浩明创作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于1997召开了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研讨会”，出版了12巨册的《张之洞全集》。将张之洞评为省十大圣贤人物之一，继而评为“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十大名人”之一。贵阳市于2007年举行“纪念张之洞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建有一尊半身塑像。在也有学者撰写论文，出版专著。
安龙是张之洞一生中生活时间之长仅次于武汉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品格养成和学业奠基之地。他的父亲张锳是安龙七十余位知府中任职时间最长（前后13年），建树最多，对地方贡献最大的一位。张氏父子对安龙乃至黔西南文化影响深远。因此，开展对张之洞父子的研究，是安龙学术、文化界的一项重要工作，藉此提高安龙的文化品位，打造安龙文化软实力，创建“书乡安龙”文化品牌。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别号壶公、抱冰。祖籍南皮，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生于贵阳六洞桥（今），在弟兄中排行第四。三岁时生母朱夫人病逝，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视之洞如己出，感情甚笃。生母朱夫人善弹奏古琴，张之洞也终身热爱古琴，他在诗文中多有记述，常借古琴表达思母之情。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之洞的父亲张锳由古州（今榕江）同知升任兴义府知府，之洞随同父母、兄弟姊妹一行十多人来到安龙。四岁时由兴义府学宫内的塾师何养源先生发蒙。张锳又聘请了安龙城内的名儒张国华（蔚斋）、曾晋之（叙笏）、贵西垣（天乙）三位先生为业师，之洞兄弟。三先生或精于经史训诂，或娴于八股试帖，或长于音韵词章，尤其张蔚斋先生，诸艺皆长，是清代贵州著名诗人，咸、同年间曾主讲于贵阳贵山书院。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张之洞读书十分勤奋，八岁读完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十一岁时写下了名篇《半山亭记》。十二岁时将所作诗文结集为《天香阁十二龄课草》，由贵阳孔天成斋刻字铺印制出版（此书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内容计有章论等九篇，序、记、墓志铭等九篇，诗、词、赋等四十九篇。部份文章后来被收入《兴义府志》。“天香阁”是兴义府试院内的一处建筑，张之洞常于阁中读书、作文，文集因此名之。此外，在府署中还有一处读书作文之处“望诲楼”，县人称之为“张香涛读书楼”，上世纪六十年代仍存在，后来因修建房屋而被毁，遗址在今安龙县博物馆内。
张之洞读书十分刻苦，史料记载，“公童时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读书好夜坐思之故。”
张之洞十二岁应童子试成为秀才。关于应童子试的地点，史料有二种记载：一是根据无锡许同莘、沔阳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考。二是根据安龙人宋绍锡所著《庸庵书存卷》记载，之洞当时并未回籍，而是赴广西百色直隶厅考试，张锳这样做是为了避嫌。本人倾向于此说，其理由有二：一是考察张之洞家与安龙宋家的关系，张之洞与宋绍锡的父亲宋杰是同学、玩伴，宋家老宅就在兴义府试院墙外。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曾迎请宋杰到武汉小住。宋杰去世后，张之洞闻讯曾写下一副情深义重的挽联：“汉上感沧桑，闻诗重话趋庭事；黔州暗梁月，如梦应来死友魂。”额曰：“感旧思贤。”宋绍锡又曾入张之洞幕府，受之洞提携，出任湖北鹦鹉洲、宝塔洲厘局总办，领知县衔，故不致。二、考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在府、州、县应试的儒童一年一考，一般由地方官主持，录取的生员（俗称秀才）不授。对于流官年幼的子弟不一定非回原籍参考不可。基于此，个人认为宋绍锡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咸丰四年（1854年）春，十六岁的张之洞回到安龙，回到父亲身边。这一年，张锳主持编修的《兴义府志》完稿，张之洞和他的三个兄长之㵲、之清、之渊，五弟之澄参予校对。秋天，遵义府桐梓县的杨凤，打着太平军旗号聚众起事，攻克仁怀、绥阳等县城。受其影响，新城（兴仁）巴林人冉秉成、涂令恒聚众攻陷新城、安南（晴隆）、普安等县，转而攻打府城安龙。张锳率部守城，张之洞和他的几位兄弟及姐夫鹿传霖也登城协守，三昼夜不息。情况最危急时，张锳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全家，以完志节。后来张锳突围出城号召民团，三日内集众万人，一战擒获冉秉成、涂令恒，解府城围。此事载于《张锳遗爱祠碑记》，（碑在今安龙一中校园内）。张之洞《铜鼓歌》亦有描述。
是年冬，张之洞在府署完婚。新娘是都匀知府石煦之女，石氏后来生下长子仁权和一个女儿。婚后，之洞仍留在父亲军中温习功课，准备进京考试。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张之洞参加礼部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为皇家子弟设立的学校），并在京侯补。秋天，张锳在贵东道军中病故，依循传统礼教，之洞在籍守制。守制期满，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但两次皆因其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和主考官，须循例回避，均未能赴考。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张之洞已二十六岁，族兄张之万坚辞考官之职，张之洞才得以赴考。三场试毕，试卷得到考官范鹤生、大学士宝鋆，乃至慈禧太后的赏识，将之洞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弟，授翰林院编修。
从此以后，张之洞结束科场奋斗，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先后出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步入古稀之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入阁拜相，登上朝廷权臣的顶峰。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病逝，终年七十二岁。死后，朝廷给予恩谥“文襄”、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归葬南皮。
张锳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安龙来任兴义府知府。到任后的施政方略和重要举措是整饬吏治、惩治豪强、修筑城、励农商、培修名胜古迹，尤其是振兴地方文化教育。
编篡《兴义府志》。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方建置沿革、历史人文、山川风物、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是实行流官制度以来，地方官了解、治理地方必不可少的佐治之书。张锳到任后，索阅地方志书，仅有一部《南笼府志》。该志编修于乾隆二十九年，距张锳到安龙时已将近百年，且系知府李其昌一人所撰，内容简略，仅涉及府亲辖地之事，不能起到志书应有的作用。张锳决定重新编篡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府志。府志编篡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张锳不设局、不劝捐，而是由府各州、县地方官牵头，动员地方贤达、文人参予，采访父老、搜罗文献、撰写资料，最后聘请修志专家补正删节。在府城安龙，张瑛将自己近万卷藏书拿出来供大家使用，当时城乡内外，所有告老还乡和在籍守制的官员、地方贤达、文人雅士均纷纷参予。其中不乏博识学者和文章高手，就连曾是翰林院编修、任过礼部侍郎的景其浚，几位在直隶、江苏、山东、云南等省任过地方官的耆老，张之洞的两位业师，一批举人、贡生均乐于担任采访。张之洞和他的三个兄长之㵲、之清、之渊，弟弟之澄，读书之余也参予其事。府署中的文案、书吏进行缮写。府志编修历时十三年，贯穿了张锳在安龙任职始终。这一文化工程，汇聚了安龙乃至黔西南新老学人共同进行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使老一辈的学识能予传授，年青一代的学子增长学问、得到历炼，地方文化得以完整传承。
《兴义府志》体例严谨，条分缕析，资料丰富，文字雅驯，刊印后受到广泛好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入清代优良志书，肯定其学术价值。该志是了解黔西南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应有的功用。
培养尚学之风。安龙城内原有一个珠泉书院，地势狭小，无常年经费，办得毫无生气。张锳到任后将书院扩大规模，增修房舍，每年在厘金中抽出白银千两用于书院固定经费。延聘名师，购置图书供士子阅读。张锳于公余之暇，亲到书院与士子们一道谈学论艺，亲手评定士子课卷。鼓励诸书勤奋学习，遇家境贫寒的就给予资助，对学业优秀的则给予励。学生宋杰在张锳遗爱祠碑记中记载他：“礼士民如子弟，士民亦视公如父师，不以为府公也。”安龙民间一直流传着张锳劝学的故事，每到夜里，张锳就派出府衙中的差役挑着桐油，给那些夜读的学子添上一勺灯油。这一举措，深深激励着学子们发奋读书。张锳在任期间，安龙尚学之风浓厚，民间称旷古未有。时人记载，“士气大昌，益以文章节义相抵励。”“我郡处僻，艰得师友、图书，自沐公教，鼓舞摩励，才俊辈出，文化之兴，公之力也。”由于张锳的并身体力行，道光时期是安龙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史学、训诂、词章丰硕，影响历久弥深。
张之洞继承了这一优良家风。他的勤奋好学，他少年时代的勤学故事，激励着安龙的年青学子；他十一岁时写作的《半山亭记》，他的学术和勋业，成为安龙几代青少年学习的典范，从而影响一地的民风。张之洞视安龙为第二故乡，在人生极其宝贵的求知时期，他受过安龙文化的，明十八先生的高风亮节、刚正淳厚的南明士大夫诗文、受业老师的人品学问，给他烙下深刻的印记，为此写下动魄的文字。安龙淳朴的民风，美丽的招堤，使他倍感亲切，终身难忘。他同样是以文化的方式来回报安龙。
在湖广总督任上，他捐银千两在安龙城郊购置土地，第年可收租56石，作为书院的常年经费，而他却终身未在南皮老家增添一亩田地。他将同窗好友宋杰的儿子宋绍锡召至幕府，通过他保持与安龙的联系。为使安龙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他首先想到要为安龙培养新学人才。他命宋绍锡回安龙会同知府陈鸿年选10名优秀青年，由宋带回武汉进入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深造，待他们学业完成后回安龙开办新学，培养更多的学子，推动安龙社会文化的发展。这批学生的费用开支均由他个人负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考虑到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将在全国开办，安龙也不例外。安龙地处偏僻，很难弄到教学所需的图书和仪器，于是派人购置了几千册图书和一批教学仪器、模型，先是乘车、乘船，最后人挑马驮到安龙，给高等小学堂使用，并捐银修缮校舍。真是用心良苦。
安龙人民也不曾忘记张氏父子在这里做过的好事。咸丰六年（1856年），张锳病逝于贵东道任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宋杰、刘朝鼎等当年曾受过张锳的们，得到士绅百姓赞同，捐资修了一座“张瑛遗爱祠”，供人们祭祀、怀念。宣统三年（1911年），地方人士集资招堤及半山亭，将张之洞《半山亭记》刻石嵌于亭内壁上。近年，又于招堤侧辟屋设“张之洞纪念馆”，于馆前草坪塑铜像供人们瞻仰。
张锳、张之洞父子在安龙留下的书院、试院、半山亭、招堤荷塘等诸多遗迹，还有他们的文字、轶事，已经成为安龙小城的文化符号。张氏父子也将永远载入安龙文化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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