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来说，应在遵循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大机遇，乘着“一带一”的东风走出去，时代与发展的潮流，让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面向世界亮出中国特有的绚丽身姿。
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存在与延续的外在体现，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全球化进一步融合、交流与的今天，其繁荣与发展不仅关系着全国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实现，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如何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与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者和践行者。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与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情境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关系与社会程度进一步密切与加大，世界各种力量伴随交往交流的加深，逐渐合作共赢的发展之。特别是新世纪10多年以来，伴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新时代的共同话题，由中国，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共同参与的“一带一”（“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的简称）提上日程，“一带一”旨在通过构建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的形式，与古丝绸之沿线国家建立互助互利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不言而喻，“一带一”源于中国，但“一带一”建设的机会同样更是世界的；而“一带一”的实施与推进，无疑也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大、更宽广的空间与多种可能性：“一带一”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种宏阔的国际视野，而基于这种背景与视野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及其发展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对于世界文化的整体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虽有着自身的存在形式、呈现方式以及地域内涵，但它们都是在某个层面乃至多个层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既不能一味地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钻“狭隘主义”的牛角尖；也不能一味地强调借鉴、模仿，而应该自觉致力于自身有深度、有力量的形式创新和内涵挖掘。毕竟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只会造成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自身发展的裹足不前，甚至衰落，而这样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只能被世界渐渐淡忘，进而逐渐被时代主流所摒弃；而一味地强调借鉴、模仿，时日一长，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艺术其个性也就被渐渐，终而落得一个被遗落的深渊。唯有时刻关注时代风向标，成为新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才能把握先机，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向世界推出更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少数民族艺术佳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一带一”实施的日益深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紧跟时代发展主潮，创造性、创新性发展，不断地进行创新发展、充分完善，不断地激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自身的生命活力，不断地铸就中华民族艺术界舞台上新辉煌。与此同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要繁荣、要发展，更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所营造的积极的外在氛围，努力学习与借鉴世界人民创造出来的优秀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做到“洋为中用”、融会贯通，只有如此，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在未来才有可能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借鉴过程中要在足够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特有的民族特点与地域内涵的同时，也要避免误入那种过于执拗于本乡本土的狭隘主义。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不是来自自身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而是来自其所承载与体现的物质价值与（文化）价值，来自能够赢得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更为广泛的价值肯定与文化认同。
当前，“一带一”致力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国际交流与互通网络，以实现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对接与组合。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势必日益紧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曾对“现代性的全球化”有过这样的表述：“时—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现场卷入与跨距离的互动之间的关联。在现代，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与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延伸开来。”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说“现代性的全球化”把世界上不同的社会情境或地域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张跨越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全球性网络的话，那么“一带一”则是基于全球化转型时期“中国方案”的实施而引发的一场深度的全球化运动。为此，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来说，应在遵循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大机遇，乘着“一带一”的东风走出去，时代与发展的潮流，让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面向世界亮出中国特有的绚丽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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