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月初）离开阿尔及尔[47]以前两三个星期，气象台已预告海上有暴风雨。果然，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天，不停地刮着猛烈的西洛可风，同时天气酷热。不过，阵风，尘柱和突如其来的、虽然有时是很快就过去了的气温下降，了酷热的天气。这期间我的支气管卡他加剧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海上有暴风雨（5月4日至5日的夜里），船舱里也感觉到有穿堂风；我在大雨中到达马赛（5月5日早晨），并且一直到尼斯雨都没停。我又把一个雨天（昨天）带到了蒙特卡罗；今天天气非常好。你看，我和雨有不解之缘，因为在我到来之前，不论是尼斯，还是蒙特卡罗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不过这次的雨只是捉弄了我一下；没有什么严重影响，不象在阿尔及尔那样。
5日和6日我在尼斯逗留，很快就感到那里的风变化无常，根本不能指望气温稳定。今天，在这里和我在同一旅馆下榻的一个（在英特拉肯居住的）外科医生德拉肖博士肯定了我这个短时间的经验。他利用假期旅行的机会，游览过尼斯及其近郊和里符耶腊一些最著名的地方，同时他还有业务上的考虑：他想弄清楚什么地方最适宜于推荐给患肺病、慢性支气管卡他等等的病人。他反对尼斯，主张蒙特卡罗，认为甚至比门顿还强。德拉肖博士今天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瑞士去。
为了做到心安理得，我明天去听听这里的一位医生库奈曼的意见。我把斯蒂凡医生（只是从他的名片上我才知道了斯蒂凡还是阿尔及尔医学院的代课教授）的诊断书带在身边，这就使我不必多讲废话。——斯蒂凡医生刚一宣布胸膜炎已消失，我就立即开始按他（斯蒂凡）的在和背部（左侧）的最的部位涂擦碘酊。从上船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再做这件事，况且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背上做这件事很“费劲”，虽然德拉肖医生我借助镜子试着做。走着瞧吧。无论如何我想先和库奈曼医生谈谈。我打算尽可能多地在新鲜空气中走走。
在蒙特卡罗娱乐场的阅览室里，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切几乎都有；陈列的情况还不错，英国很少。我从今天的《小马赛人报》上知道了“卡文迪什和伯克先生被刺杀”[49]。这里的人们，譬如在“俄罗斯”旅馆中一起进餐的人们，对于娱乐场赌博厅里的情况（轮盘赌桌和trente-et-quarante[注：“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注]赌桌上的情况）倒是更感兴趣。特别使我开心的是一个大的后代，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暴躁易怒，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相信他能“捞到”一些金币，结果却输掉了一些金币。他不懂得即使用式的也不能“”福图娜。
[49]新任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于1882年5月6日在都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不可战胜者”的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335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者遭受不必要的，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人中间，后来又在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或）兄弟会，开展了争取和建立国的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由于其密谋策略、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3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第59、335页。带三点水的男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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