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新环境,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的丰富内涵,并为新形势下重塑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新的思。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妥善应对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牢牢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新环境,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的丰富内涵,并为新形势下重塑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新的思。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消褪。在危机的负面影响与世界经济的新问题相互交织中,世界经济经过近十年的深刻调整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变化,并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和适应的外生条件。
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向更长历史时段的中低速增长回归的趋势。201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7%,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五年平均增速低1.4个百分点。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与扩散、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条件、资源环境约束等中长期因素中,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但总体趋于稳定。一方面,技术进步与扩散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全球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积极影响,国际经济制度变迁进展缓慢但一些经济体内部制度的效应正逐渐;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世界尤其是曾经历长期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态势已难再现,外需低迷也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面临的新常态。
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国际投资活动增长乏力,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的内顾倾向和主义日益盛行,很多外向型经济体遭受沉重打击。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率仅为1.7%,已连续五年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且速差有所扩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15年全球直接投资增速大幅反弹,但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并在2016年再度出现负增长,增速下降13%以上。时至今日,全球新的贸易主义措施与日俱增,贸易主义的上升势头仍未得到扭转。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国集团19个国新增主义措施401项,而新增化措施仅118项。并且,自2008年11月以来这些全球主要经济体累计出台主义措施5560项,化措施仅1734项。由于全球化进程受阻,中国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难度日益增大。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型经济建设面临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发达国家推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可能使某些制造业回流,从而带来全球国际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并对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带来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经济严重受损,产业“空心化”的弊病日益凸显。为了调整经济、产业、社会结构,摆脱面临的诸多经济困境以及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强大影响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采取重振制造业的一系列措施,并试图通过打开国外市场为制造业产品创造更大规模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些优势正逐步,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益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者素质,在吸引外资方面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中国境内企业高成本涉及土地、房价、原材料、能源、环保、人才和普通劳动力、资金、知识产权、物流、税费和交易等多个方面。中国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带来的挑战,使得中国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心层”。
在近40年的进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的波动和风险大大增加。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外部世界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根据数据,2006年中国仅是全球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27个;2015年中国已成为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降至约70个。继2015年中国超过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之后,2016年中国超越美国和法国首次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这表明,中国在全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外部经济波动与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往往会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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