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宝库中，“科学发展观”被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上。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汉语中，“科学”一词实际上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是“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世界观和方，这通常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意义上的表达，是英语中“科学”“Science”的本意；其二，在汉语中，“科学”一词的内涵已经。当我们说某某事物是“很科学”时，除了从其“”的内涵中引申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含义之外，很可能还常常被赋予了“终极真理”的含义。而且，这两层意思是有可能被混为一谈的。
从理论上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常常被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作“科学”，一类称作“人文”；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与“人与社会”相关的一切事物。有时候，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实际上是有矛盾冲突的，从这个视角出发，“科学”和“人文”常被看成是一对矛盾的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期间，有位女孩希望代表帮她递交“安乐死”议案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当一个人“活着”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时，选择无痛苦地死去从而摆脱病魔的，从科学的角度看无疑是合适的（声明：这位女孩的境况其实还远没有到如此地步）。但是，从人文的角度看却不可接受。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无法判断接受安乐死是否符合本人的意愿，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另外，人对死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对“未遂”的人的调查中得知，相当一部分人在临死时往往会后悔。但是，一旦实施安乐死可能就无法。所以，这个“科学”的举措常常与“”难以区分。
用这个例子想说明，在运用“科学”这个词时，一定要谨慎，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发展观”里，实际上包括着太多的人文关怀的因素。譬如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句话本身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在我们讨论问题时，常常遇到一种“偷换概念”或“倒置”的逻辑，就是当提出论点的人自以为“很科学”时，人文就被抛诸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逻辑中，“科学理性”了“人文关怀”。
譬如所谓“住房自有率”的问题，当去年有关部门拿出这个数据作为“政绩”夸耀时，遭到社会的强力，以后便销声匿迹了一段。但是遗憾的是，在今年的上，却又出来制造噪音了。按国际惯例，所谓住房，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不是随便有个窝就是住房了。中国的情况实在有点特殊，拜“福利分房”所赐，城市居民家家户户好歹都有个小窝可容安身。到房改时，便都买下了当时住着的蜗居。其中，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究竟有几何？大家心里也清楚。但是，“自有率”确实上去了，还把欧美都比下去了。这不能不是个“国际玩笑”：要是这样比“科学”的话，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漫山遍野的棚屋，那可能也是“自有”的（划出一块公地让贫民自己搭建），说不定，又把我们给比下去了呢。所以，有些统计数字看来很科学，但实际上是很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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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城市门槛”，明明是典型的社会（社会学教科书中举例说明“社会”，用的就是此例），却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还为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常常挂在心头。更重要的，在凭着身份证便可走遍天下的“后孙志刚”时代，你又有什么手段可以将“低素质”的外来人口拒之城外呢？有学者说，可以通过“有序的劳动力流动”，使没有被“纳入”的人找不到工作。但关键的问题是，的确可以使他找不到工作，倒是却不能他流动到城市来。一旦真的陷入，那不他去偷、去抢、去加入这个后果不是比“不科学”更。
所以，科学理性，包括经济理性，一定要与人文关怀同在，只考虑一个方面是不行的。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在中国成功的经济背景下却出不了像印度经济学家的阿玛提亚森和孟加拉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优努斯那样的诺贝尔经济学或诺贝尔和平获得者，很多拥有话语权的学者缺乏人文关怀恐怕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