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完全大公的。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理解，例如，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
比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是稀缺的。也许有人会说，大富翁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
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
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那么，如果我用1.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5元钱，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
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也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而那些阻碍贸易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了改进福利的机会。
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王震在新疆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对外则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论述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值得赞许。
例如，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那么企业雇用员工时就会更加慎重，反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
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如果有竞争，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
例如，在人民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农作物经常歉收。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激励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
产权制度和个人。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
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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