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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含义

※发布时间:2019-12-24 4:30:39   ※发布作者:小编   ※出自何处: 

  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社会学传入中国1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是“化”。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和应用史,我们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会通的综合创新之。

  1997年,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其目标指向是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正是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一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2009年,郑杭生先生提出“理论自觉”概念,主张“边陲思维”,建设“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的中国社会学。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部和社会学研究所召开了“学科自信:走进世界的中国社会学”。这是一次的专门以学科自信为主题的,是对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的积极而的响应。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含义包含学科起源和历史、学科性质和道,以及学科五个方面。

  悠悠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不可能在学科上一片空白,全世界最庞大繁盛、复杂而有序的中国社会完全能够诞生属于自己的社会学。战国末期,中华学术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中国社会发生了长达500年的空前剧变,形成了极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士阶层,出现了像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才荟萃的高等学府,展开了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而荀子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作为学术争鸣的,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创立群学这一中国古典社会学的主客观条件。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与社会学在学科内容上“暗合”(严复语),在学科结构上“正同”(梁启超语)。如此灿烂的群学“元典”,足以与诞生晚得多的社会学相媲美。这给了我们增强学科自信深厚的底气。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学术有自己的演进史。群学创立至今的2200多年来,虽然经历了经济和的深刻变化,了儒道释从对话到融合的漫长过程,面对了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巨大冲击,了所谓“荀学衰微”“乡愿之说”的种种,更不用说对传统学术一次又一次的和,但是仍然始终如一地紧随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生活,关心疾苦,发出呼声。群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秦汉时期的制到隋唐宋时期的民间化,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内向化,以及清末时期的被动和主动转型。在这个漫长而连续的演进过程中,群学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为打开社会历史发展奥秘提供了钥匙,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说到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积累规律。群学如此悠远绵长的学科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珍宝。据此,我们就有了否定“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和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巨大无比的勇气。

  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认为它既有科学性又有人文性。如果要在中外社会学史上寻找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典范,荀子群学当之无愧是最早的范本。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认为,不论是说“科学的人文主义”,还是“人文的科学主义”,荀子没有把科学性和人文性割裂开来,而是二者相统一。我们并不否认,主体与客体分立、行动和结构、与非对立对于细分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分析的另一面就是综合,个体归根结底不能孤立于整体。社会不论多么“客观”,它都是有意志、有价值取向的人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分析的时代”总要“综合的时代”。尤其是对社会学这一从整体性上综合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的主题,在社会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更是如此。我们有荀子群学这样的范本,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就可以极大地鼓舞我们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志气。

  四、选择正确道:现代中国社会学不应只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和应用,而应走古今贯通、会通的综合创新之

  世界几大文明本无高低之分,学科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有先后之别。在中外学术史上,中华学术长期雄踞领先。正如梁启超所言,在上古和中古,“我中华学术第一也”。我们不以“第一”自居,但也不能甘于落后。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不能因为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落后了,整个学术传统就都一无是处了;不能因为要虚心学习,中国学术传统就只能抛到脑后,或者以为尊重中国学术传统就是“自傲”。社会学传入中国1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是“化”。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和应用史,我们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会通的综合创新之。梁启超曾经满怀期望地相信:“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所处最最荣誉之,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身为中国学术的传人,应该有这样的学术创新的锐气。

  五、承担历史:现代中国社会学应是能够回答21世纪乃至其后时代的重大课题、平等参与创造“人类新秩序”(费孝通语)的社会学

  当今世界处于新的剧烈变动期,人类的命运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1993年,费孝通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说:21世纪,“这个世界还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全世界的战国时期。”“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一个天下,这个天下要看在21世纪里造得出来还是造不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新的百家争鸣中,中国社会学应该发出强劲的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反映14亿人意志的中国学术,应该有这样敢于担当的豪气。

  中国社会学学科起源上的底气、学科历史上的勇气、学科性质上的志气,学科道上的锐气、学科上的豪气,共同构成了增强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正气。顾顺章灭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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